“救时宰相”阎敬铭

　　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陕西朝邑（今属大荔县）人。清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历任郎中、山东盐运使、湖北巡抚、户部尚书，光绪时出任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阎敬铭所处的时代，正值清王朝走向没落，官场极端腐败之时，然而他却主张去奢崇俭，并做到了为政清廉。其一生“质朴，以廉洁自矫厉”，掌管大清财政多年，精校财赋，剔除中饱，节用务实，将之前混乱的财政整理得井井有条，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同治、光绪两朝“同光中兴”局面的形成，外面固然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一干才能出众的封疆大吏，但如果中枢少了阎敬铭这样善于开源节流的户部尚书，中兴之局很难形成，故阎敬铭被后人称为“救时宰相”。

　　主政湖北为民做主

　　阎敬铭考中进士后，于道光二十七年被授予户部主事的官职。在户部十余年间，阎敬铭精于部务，得到了管理户部的武英殿大学士文庆的赏识。

　　当时正处于清廷与太平天国的激烈交战时期，作为当时主战场的湖北，聚集了清廷数万官兵，这使得原来掌管湖北钱粮的官员穷于应付。军需供应需要得力的人才，湖北按察使严树森便向湖北巡抚胡林翼推荐了阎敬铭。胡林翼于咸丰九年向朝廷上疏请调阎敬铭来湖北任职。清廷出于形势需要，委派阎敬铭去湖北担任粮台一职，阎于当年六月到武昌上任。在任期间，阎敬铭总办湖北前敌后路粮台，将军需管理得井井有条。得到了胡林翼的赞赏，称其为“古今天下第一粮台”。同时，湖广总督官文和胡林翼的继任严树森也很欣赏阎敬铭的才干，不断向朝廷为他请功。清廷遂于同治元年八月任命阎敬铭为湖北布政使，管理湖北政务。

　　在担任湖北布政使期间，阎敬铭公正耿介，一丝不苟，得到了官员和民众的一致好评。尤其是他办理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官文的卫队长强抢民女一案，更是博得了同僚的敬佩和百姓的信服。

　　湖广总督官文的卫队长实际上是官文的娈童，因为受到官文宠幸，在他身边担任副将之职，总管卫队。这个卫队长因为有官文做靠山，平时为所欲为，气焰十分嚣张，根本不把负责湖北司法的按察司和负责民政的布政司放在眼里。

　　一天他带领卫兵闯进武昌城外一户居民家里，强奸人家的黄花闺女。这位民女性格刚烈，大哭不从，坏了这位卫队长副将的兴致，他一气之下将民女杀死，然后扬长而去。民女的父母进省城喊冤，可府、县两级地方官府都知道这名副将和总督官文的亲密关系，谁也不敢理会死者父母的申诉。这事被阎敬铭听到了，勃然大怒，亲自带人去抓捕。按清朝惯例，两司必须兼任总督和巡抚总营务处的职衔，如此才能节制各位将领，所以在名义上这名副将是阎敬铭的部下。但官文将副将藏到自己的家中。阎敬铭没抓住那个副将，便来官文的总督署禀报此事。官文谎称自己得病，不便接见。阎敬铭说：“若总督老爷病了怕风，我进他的卧室去汇报。”看门的侍卫得到官文指示，说大老爷不见，请阎敬铭回府。阎敬铭不理睬门卫，向随从传话：“去把我的被子拿来！我就在总督府的门房过道里住宿、办公，总督的病不好，我阎敬铭绝不回去！”就这样，他在总督官署的过道上住了三个晚上。

　　官文叫手下的属官千方百计劝阎敬铭回家，阎敬铭不从。官文无奈，只得让人去请湖北巡抚严树森、武昌知府李宗寿进官署劝说阎敬铭回家。这两人都是阎的陕西同乡，平时过从甚密，按理说阎敬铭应该给他们一个面子。可是无论严、李二人如何劝说，阎敬铭立誓不杀凶犯绝不回府。官文无奈，只得出来相见，求阎敬铭放过自己的下属。阎敬铭仍然不为所动，官文实在没有办法，竟然双膝跪地，向他行礼——顶头上司对下属如此，自古以来也不多见。旁边严树森、李宗寿看不下去，指责阎敬铭太过分。阎敬铭不得已将官文扶起来，答应不杀这个副将，但要求把他职务免掉，并将当日随行的卫兵提前复员、遣送回乡。官文一一答应，将那个副将叫出来向阎敬铭谢罪。阎敬铭一见凶犯，立刻火冒三丈，命令所带的兵勇将副将拖到外边，剥掉衣裤重打四十大板，打完后将其削职遣送回老家，然后再回来找到官文谢罪。

　　自此，连湖广总督官文也颇为忌惮阎敬铭，但对他的做事为人也着实敬佩。不久，官文便密疏朝廷，保奏阎敬铭担任山东巡抚。虽然官文有调虎离山的意思，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阎敬铭的人格，的确让人敬重。

　　整顿财政清查贪吏

　　阎敬铭于清朝光绪八年（1882）担任户部尚书一职，在任期内，他利用审计手段，清理整顿当时极为混乱的财政收支，严厉查处了一批贪官污吏，政绩卓著，被时人交口称颂。

　　阎敬铭早年曾在户部担任过户部主事，深知户部弊端，尤其天下财赋总汇的北档房，积弊更深。他决心革除积弊，实行改革。上任第一天他就亲自看账，并找来档房司官问账。结果无论是领办、会办、总办都不知道库里存银几何以及出纳情况和盈亏怎样，甚至连算账、看账都不会。眼看关系国家财政命脉的户部档房之账竟如此糊涂，为官员贪污提供了极大方便，阎敬铭立即给皇帝上奏折说：“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青吏，故吏权目张，而财政愈葬，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由于当时清政府库款困乏，也有整顿度支的迫切要求，所以同意了阎敬铭的奏请。

　　阎敬铭查了账目再查三库。所谓三库，是指户部管辖的银库、绸缎库和颜料库。其中绸缎、颜料两库为天下实物贡品收藏处，库内堆积如山，毫无章法，颜料、绸缎、纸张混在一起，月积年累，大都霉烂得无法使用，加上鼠咬虫蛀，毒蛇成群，进出账目更是二百多年的流水账，无清无结。银库的问题比想象的大得多，管理银库的差役、官员没有不贪污的，甚至连做苦力的库兵都利用搬银子的机会，把银子塞在肛门里面偷出来。职掌出纳的掌库、书办以大秤进、小秤出，天平砝码异常不等，十个里面最多有一个是准的，真是弊端累累。阎敬铭一反过去堂官所为，花了很大力量，亲自入库清点，认真查对出纳档案，并清查了二百余年的库藏和出纳账目。他的做法和态度震动了朝野。通过查账查库，阎敬铭当场斥逐了一批书办和差役，并奏参了号称“四大金刚”，原在户部担任司官的姚觐元、董俊汉、杨仅典和满族人启某。姚、董等四人受到清廷“革职回籍”的严厉惩处。清查三库，是清末一次很重要的查账理财活动。通过这一次清查，朝廷才真正知道了自己的国库到底存银几何，对自己的财政有了详细彻底的了解。

　　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之初，各地报交户部的银库存银都很少。例如山东省报交户部的银库存银只有几千两，阎敬铭对此十分怀疑，因为他曾在山东担任巡抚一职，对山东的财政收入比较清楚。于是他命令对山东的财政活动进行审计，那些有贪污行为的幕僚们极力宣称审计不可行，并且订立了攻守同盟，百般阻挠。阎敬铭掌握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警告说：“有敢阻挠者斩。”幕僚、差吏们都知道阎敬铭能够说到做到，再也不敢胡言乱语阻挠此事。审计公务得以顺利进行，按照朝廷规定的各项财政、财务收支标准，核对审查山东省各州县的财务收支，相应的贪污舞弊行为也都被揭露出来。随后，阎敬铭报奏朝廷对贪污舞弊的幕僚、差吏予以严厉制裁：查抄了一百五十三人的家，斩杀差吏数人，辞退幕僚十余人。他又对山东省的财政活动订立了一项制度，规定山东各级官府赋税的征收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逾期不报，即将负有主要责任的官员立刻革职。自此，幕僚、差吏们不敢再复效前辙，侵冒贪污了。几年之后，山东省银库存银由数千两增至五百万两。

　　阎敬铭整顿户部积弊，掀开了户部的许多黑幕，最惹眼的是掀出了云南省军费报销案。在清朝，军费报销向来是报销者和户部司官、书办的贪污门路，报销者可以把并非军费的款项纳入军费中去报销，而把大量报销所得的多余款项揣入私囊。户部明知有弊而给予报销，就要私收贿赂，通同作弊。云南的军费报销，早在阎敬铭入京执掌户部的半年前就已开始舞弊，云南巡抚派粮道崔尊意和永昌知府潘英章，携带巨款，来京打点门路。他们先找军机处章京、太常寺卿周瑞卿，通过周瑞卿找到署理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廉行贿游说。然而户部书办一口要13万两银子的巨额“打点费”，潘英章等人嫌太多，正在讨价还价的当儿，传来了阎敬铭即将进京接管户部的消息。他们深知阎敬铭的为官为人，赶紧抢在前面，以8万两白银的贿款，把云南军费报销了结。

　　像这样的行贿，在户部早已习以为常，百官们明知内情也不敢揭发，因为它往往牵连朝中大员，故而积弊愈深。阎敬铭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整顿，使百官们打消顾虑，逐渐打开言路。首先是御史陈启泰上了一道奏折，揭露太常寺卿周瑞卿和户部司官在云南报销案中受贿的事实。事关重大，朝廷不能不问，但谕旨只派刑部审查，并轻描淡写，对王文韶、景廉明显有保护的意思。可是谕旨一发，案子想收也收不住了，御史洪良品把知道的底里一古脑儿揭了出来，要求对景廉、王文韶即行罢斥，听候查办。随后邓承修、张佩纶、盛呈等人也都连上奏折，呼吁严行审理云南军费报销案，对王文韶等人严厉制裁。与此同时，阎敬铭以户部的账目不清、三库混乱，参奏户部司官“含混草率”，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原为户部尚书的景廉和王文韶。清政府在阎敬铭等人的敦促之下，加紧对案件审理，并派他会同刑部审理此案。案子到了阎敬铭手里，自然就有了结果。与案情有牵连的数十名大小官员，都受到了应得的惩处，如受赃的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革职赔赃，徒三年；太常寺卿周瑞卿革职赔赃，流三千里；潘英章、户部主事龙继栋、御史李郁华等也都被革职流放；军机大臣景廉、王文韶都受到降级处分，王文韶被逐出了军机处。其他如户部侍郎许应、崇礼、工部侍郎翁同龢和兵部侍郎师曾、孙家鼎、徐同仪、福志、现任云贵总督岑毓英、户部侍郎奎润等也都有失察之责或有一定瓜葛，分别受到降职罚薪等处分。

　　云南报销案的处理，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大事。当时如果没有阎敬铭参与审理，很难想象能有谁去揭穿这样的黑幕。

　　清正尚朴廉检受窘

　　阎敬铭为官的时代，正值清王朝走向败落，官场极端腐败之时，然而他却主张去奢崇俭，并做到了为政清廉。他不仅自己俭朴节用，而且要求下属官员也不许奢侈，对那些好吃讲穿的下属官员，他都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督促改正。清代的史书中，对阎敬铭的清廉耿介极为赞誉，他称得上是清代著名的廉吏。

　　阎敬铭做官多年，一直穿一件褡裢布做成的袍子，不管周围人如何评论，他都毫不在乎。以致出门在外，人们竟不知他是朝廷大员。而且不论在哪里任职，阎敬铭总是把自家的纺布机安装在衙署大堂后面，让夫人“纺绩于大堂之后。僚属诣谒者，惟暖阁旁机声轧轧而已”。对此，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他是沽名钓誉，有人则暗中讥笑，笑话他土得掉渣。可阎敬铭却以此为荣，他常常指着身上的棉袍向僚属炫耀说：“内中之絮，内人所手弹也。

　　他不仅穿着俭朴，所吃的饭菜也极其简单，平日所吃的是粗茶淡饭，即便是请客，他也毫不铺张。一次，山东新学政上任，阎敬铭设家宴招待，“所设皆草具，中一碟为干烧饼也，文介（阎敬铭谥号）擘而啖之，若有余味”。那位新学政大人却根本咽不下去，以致“终席不下一箸，而勉强吃下半碗白饭”。事后，这位学政大人对外人说：“此岂是请客，直祭鬼耳！

　　崇尚节俭的阎敬铭，在工作中也大力提倡去奢崇俭。阎敬铭到湖北担任粮台一职时，一切本着节俭的原则，力戒奢侈，以致“杜弊严，斯小人怨；植节峻，则同官猜”。然“流俗之讥评，终无损于清望”，并因他“崇尚俭朴，风为之变”。

　　担任掌管大清财政的户部尚书以后，阎敬铭更是严格要求下属节用务实，并多次上奏朝廷削减不合理的开支。进入军机处后不多日，他就上疏皇上请求裁撤军机处的“点心钱”，认为每年花费大量银子的点心钱实在浪费。这所谓的“点心钱”，是指军机大臣们退朝以后，到休息室喝茶休息时茶房提供的点心，一般是每天两样，一周轮换一次。这些点心其实在市面上也卖不了多少钱，但是一到了皇宫内，上报的价钱就翻了几番。这是因为掌管采购的太监们层层加价，致使原本每天只有几十两银子的点心钱变成了几百两。

　　阎敬铭的这一做法自然引起了中饱私囊的太监们和一些军机大臣的不满，一些同僚大臣下朝休息时故意在他面前摸着肚子喊饿，阎敬铭装做听不见，从袖子中拿出包好的麻花或者烧饼，吃得津津有味。旁边的大臣们见了这般场景，也只有叹气的份了。太监们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跟他作对，但总找机会暗地里给他使绊。

　　一次，内务府承办皮箱百口，每口皮箱开价白银六十两。阎敬铭觉得要价过于离谱，没有答应，太监们就把这事上报给了慈禧。慈禧召见阎敬铭，当场责问他为什么不允许采购。阎敬铭答道：“在市面购买同样的皮箱，每口最多不过六两，今已十倍，内务府虚报夸大的弊端可想而知。”慈禧暗地里也知道些内务府虚报夸大的弊病，没有责怪阎敬铭，只是令他半月内把皮箱买好。阎敬铭领了慈禧太后的懿旨，赶紧亲自带着人拿着银子去北京城的各个皮箱店购买，可是皮箱店都像商量好的一样关门歇业了。他觉得蹊跷，派手下问其中的原因，有个跟阎府熟识的店老板私下里告诉阎的手下说：“刚才有一些太监赶在阎大人前面到店里来吩咐，半月内不准开张交易，如有违反者商店就会被查抄，店里的人要治罪。”顿时，阎敬铭全然明白已遭人算计。无奈之下，他派属下连夜到天津去选购，结果等了好久却不见去采购人的消息。他派亲信去查问，才知道采购的属下拿了内务府太监一千多两银子，不仅购物函没有发出，而且早已携裹银子逃跑了。阎敬铭无奈，只有在慈禧面前叩头谢罪的份了。还好，慈禧太后知道是太监们捣的鬼，没有治他的罪，只是让他把钱照数拨给内务府了事。阎敬铭虽然极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

　　还有一次，慈禧太后嫁内侄女，既想讲排场，摆阔气，又不愿自己掏腰包，她叫大太监李莲英直接找户部尚书阎敬铭办理。谁料被阎敬铭当场拒绝了，慈禧大为恼火。李莲英第二天威逼阎敬铭拨款。阎敬铭又给顶了回去，结果李莲英领了一帮太监到户部衙门乱砸一通，臭骂了阎敬铭一顿。阎敬铭哪里受过这等气，但是他也知道是慈禧太后在背后给他们撑腰，实在拿李莲英这帮太监们没有办法。积愤成疾，很快就卧床不起，大病了一场。病好后，他思绪万千，一气挥就了《不气歌》，并贴在床头反复吟咏自勉。他的《不气歌》是：

　　他人生气我不气，我本无心他来气。

　　倘若生病中他计，气下病来无人替。

　　请来医生把病治，反说气病治非易。

　　气之为害大可惧，诚恐因病把命弃。

　　我今尝过气中味，不气不气真不气。

　　一代清官，在清末腐朽的官场上无力回天，只好自己委屈地吟咏《不气歌》来排遣心中的抑郁，实在是时代的不幸，国家的悲哀。

　　谏阻修园辞官归家

　　阎敬铭“负大志，勇于任事”，将一度混乱的清朝财政整顿得井井有条，维护了清朝的统治。慈禧太后为了嘉奖他为清王朝所做的贡献，曾当面称呼他的字“丹初”而不呼其名。这在封建王朝是极其少见的事情，上对下的称谓，自称便可称字，称人自可称大名。倘是自称仍是用大名，称呼他人却用表字，那就是表示极大的尊敬，给了对方天大的面子了。唐宋之后，这种称谓便难得一见，只有这一例。可见慈禧太后对阎敬铭所做的工作是极其赞赏的，对他本人也十分尊重。但是也因为他为人耿直，不畏权贵，廉洁勤政，眼里揉不得沙子，在朝政腐败的晚清社会必然要被蒙上悲剧色彩，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清朝的命运，甚至还因此触怒了慈禧太后。

　　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国家海防建设正需大量用款，朝廷一帮大臣为了讨慈禧太后的欢心，要为她的六十大寿整修颐和园。地处要津的权贵为讨好慈禧太后，不惜为此而大量挪用海军经费，慈禧也授意户部拨银2000万两作为整修费用。作为户部的主管大臣，阎敬铭坚决反对这种奢侈工程，对颐和园工程用款“辄力拒之”，坚决不拨款。慈禧太后对阎敬铭的抵制行为大为震怒，下令革去他的职务。但清朝的财政工作实在离不了他，不得已，慈禧不久又下令恢复他的职位。但此时的阎敬铭对朝廷已经彻底失望了，他意识到腐朽透顶的清王朝已容不下他这种正直官员，遂上奏朝廷，以有病为由坚决要求辞官回家。在四次上疏之后，朝廷才于1889年八月准许他回归故里。

　　1892年，阎敬铭在家乡病逝。慈禧太后还在生他当初力阻整修颐和园的气，不想赐给谥号。内阁以“本朝大学士数百年来无此例”为由，拟出几个谥号，由慈禧用笔圈出“文介”二字作为阎敬铭的谥号。后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西逃陕西时，路过阎敬铭的老家，顿时想起他的好处，蓦然暗自神伤。百感交集之际，挥毫泼墨，为阎敬铭题写“龙”、“虎”二字做匾，以示宽慰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