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望的田野上原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在希望的田野上

——乡村纪事

孙建国

既然是一万个不愿意呆的地方，为什么题目还写《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不是有点虚伪？是的，所以我想改成《在回归土地的日子里》。但仔细想想，田野（士地）有没有希望不是田野（土地）能决定的，关键是看她能否赶上一个好的而又伟大的时代。——题记

秋天，稻田里的禾苗成熟了，田野遍地一片金黄，树上的叶子，不断地改变着颜色，呈现出五颜六色。文人们总喜欢把秋天的景色说成是美如童话，美如梦境。但此时此刻，我倚靠在家门前的一棵老枣树下，面对眼前一望无际的稻田，任凭秋风刮落的树叶飘在脸上，落到地上，两眼呆呆的。尽管心里一百个一万个不情愿，但铁的事实摆在我的面前，读了将近十年书的我，还是回到广阔天地的农村。

这是1977年的秋天。我回乡务农成为人民公社社员已经两个多月了。从天天背着书包上学的学生，一下子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这个转变虽然在我脑海里无数次出现过，但一旦真的变成现实，心里的那个滋味就像无数只蚂蚁爬在你的背上。尽管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尽管我是农民的儿子，尽管我对农民怀有一种天生的感情，但我从小生活在这祖祖辈辈赖依生存的土地上，我对农民这个伟大而又艰辛的职业是一清二楚的。我没有任何资格和理由（也不应该有）看不起农民这个职业，但在当时的农村，我毫不隐瞒，我是不愿意再像父辈那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也不愿意做土地的主人（其实心里想的却是土地的奴隶），虽然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我真的看不到希望在田野上。

“汉清侯，回家吃饭了！”娘从灶房走出来，右手搭成一个凉棚放在额头上四处张望着寻找我的身影，她喊着我的小名，呼喊着我回家吃中饭。我今天憋着气，因为回乡务农后一直跟着队里的老头老太及上完初中、小学就辍学的小青年们在一起干活，身高将近1米8的我显得特别耀眼，虽说我也只有16岁，但不了解的人总认为我一个大小伙子，天天和一群老的小的混在一起，每天拿6分工，实在是没出息。那时，生产队共分三个等级的劳动力，除身体伤残外，成年男人－般是一等劳力，每天10分工；成年妇女一般是二等劳力，每天8分工；和我一起劳动的这帮人就是三等劳力。通过两个多月的劳动，我发现，一等劳力实行的是扁担政策，就是需要用扁担干活的时候，因为靠力气，活儿比较累，比如施肥，要挑粪下田，夏秋农忙时，要从田间將麦把子或稻把子挑到大场上进行脱粒，再一个就是冬季农闲时搞兴修水利——开河挖渠，我们称之为“上河工”。其实挑粪下田虽累，但工分也高，每天是18分工。生产队的大老爷们称之为“挑十八”。除了拿扁担，平时一等劳力干的活儿并不十分苦。相反，二等劳力的妇女们每天干的活却十分辛苦，尤其是农忙季节，她们要割麦割稻，翻田播种，拔秧插秧，常常是一天下来，累得腰都站不直。正因为如此，我和娘提了多次，我要当一等劳力。今天中午放工后，我一边烧锅做饭，一边再和娘提起要当一等劳力的事。我娘说，“你才16岁，还是个孩子，怎么挑得动。再过几年，等你有了二十岁再说吧”。我娘说着就去切猪草喂猪食去了。我烧好锅，就憋着气走了出去。其实，我心里知道，我娘怎么会舍得自已还娇嫩的儿子去挑大粪哩，万一挑伤了，人就残废了（我们当地农村人认为挑伤了会得痨病）。儿子废了不说，还要被乡亲们责怪心狠。“抱的儿子当的兵”都会被人说三道四，何况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我理解娘的心情，她也巴不得我能争大工分，弟弟妹妹还在上学，我父亲在社办砖瓦厂做工，就我娘一人争工分，年年是超支户。每当生产队分粮时，我挑着箩筐去排队，等到我时，只见生产队会计朱启德拿着算盘噼哩啪啦一阵算账，大声喊着我父亲的名字说“孙国裕家是超支户，没得分”。我很失望的挑着空箩筐无精打采地返回家。这也是我萌生一定要当大劳力争大工分的原因。 当一等劳力的事和我娘说了没用，我就去找生产队长陈长法，长法叔对我不错，我毕业后他就找我谈话，说我是高中生，回乡后要支持生产队工作，他还让我担任了基干民兵排排长。过几天让我参加大队基干民兵训练，说是国庆节期间公社组织基干民兵训练大比武。我想，当一等劳力的事和他说应该没问题。可当我一开口，他的头就摇得像货郎鼓，“不行不行，你还小，挑伤了不得了。就是你父母舍得我也不答应！”说白了，在农村，如果那个少年侯（青年人）挑伤了得了痨病那可真的是不得了的事，陈队长不答应也是情理之中。没办法，我想当一等劳力的事只好偃旗息鼓。

眼看秋收秋种开始了。田野里，到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棉花白似雪，棉枝上结满了桃子般的棉花果，一棵上就有几十朵，压的棉枝弯了腰；稻杆子都有筷子那么粗；沉甸甸的谷穗频频点头；秋风吹起，金黄色的稻浪随风翻滚……此时，无论是一等二等还是三等劳力，都进入了紧张而又繁忙的秋收秋种大忙之中，妇女们挥舞着镰刀弯腰割稻，我们这些三等劳力分成两组，女的系着围裙在棉田里拈棉花；男的负责伐把子，即把割下来的稻把子捆在一起，两捆一组，等大劳力（男人们）来挑，大劳力们用扁担的两头塞进捆扎稻把子的大绳间，两手托起扁担挑上肩膀，嘴力喊着劳动号子，快步走向打谷场。转眼一上午的劳动就结束了，肚子开始咕咕叫了。我们回家吃饭，抓紧做家务。弟弟妹妹吃好饭上学去了，我负责洗碗，接着切猪草喂猪食，我娘开始用手搓一大家子人换下来的脏衣服，因为大忙季节，生产队多了一个上早工，天蒙蒙亮就开始下田干活了，平时由早上做的家务，比如洗衣服，如果没来得及做完，只好等到中午放工的一会儿功夫。洗好了还要拿到河里去撒，再拿回家凉晒。差不多做好这些家务活，生产队长出工的叫子又吹响了，出工的红旗帜又高高地挂在竹杆尖头迎风飘扬。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拿着劳动工具纷纷从自家出发，急急忙忙向生产队打谷场集中。等社员们都到了，会计朱启德开始点名，然后由队长长法叔按排农活儿。我正准备起身和三等劳力们一起去田间干活，突然听到长法叔喊我，“孙建国留下”，同时他宣布：“经队委会研究，孙建国今天开始担任生产队仓库保管员”。说着，他把一串钥匙交到我手上。原来的保管员是老奎爹爹，他快80岁了，眼晴和耳朵不如从前了。我回乡务农后，每当队长安排好农活，老奎爹爹经常叫队长把我留下来和他一起凉晒仓库的谷物或整理仓库。老奎爹爹夸我做事稳当，还说他做不动了就推荐我做生产队保管员。没想到好事来得这么快。虽说做个生产队保管员，没什么了不起，但不要每天站在那些老老少少中间“丟人现眼”了，我还是蛮开心的，而且工分也和二等劳力一样不算低。即便如此，我要当一等劳力的目标仍然没有放弃，毕竟我是男子汉大丈夫，不可能一直拿二等劳力的工分。

做了保管员，体力活儿虽不多，但我也不让自己惜力。本来晒好的稻谷由一名一等劳力负责收进囤子。粮囤子是用芦苇席圈起来的，随着稻谷增多，囤子也越来越高，为了便于将凉干的粮食倒进囤子，就用一块长长翘板搭上去，能挑两箩筐稻谷从翘板上翻到两米高的囤子上，这个活儿只有大劳力才干得动。为了节约一个大劳力，我要求队长不安排人，由我自己承担。开始队长担心我挑不动，我说能挑多少挑多少，无非是多挑几次。我从两个半箩筐开始，慢慢地也能挑满满的两箩筐了，分量大约有一百五六十斤。和我一起在打谷场干活的陈和尚（本名陈有圣，和尚是他的小名）说，“孙建国，你要是能挑两箩筐麦从翘板上跑到两米高的囤子上就能当一等劳力了”。我说“你走着瞧，明年麦收时节，你看我挑两箩筐麦子试试”。麦子的分量比稻谷重的多，估计两箩筐要近二百斤。嘴里虽这么说着，但心里没有底气，两箩筐麦子毕竟分量不轻，我估计能挑着站起来就不错了，挑着跑可能跑不了几步。反正明年的事，到时我又多了一岁，再练练应该没问题。

为了让父母和生产队的人不小看我的力气，在打谷场上，我经常将两箩筐晒好的稻谷装得满满的挑在肩上，从陡峭的翘板翻上两米高的稻囤子，嘴里故意学着大劳力们常常喊的劳动号子，以引起別人的注意。可惜，人们来来往往经过打谷场，他们好像看到的是一个正常的大劳力干一件很平常的农活一样，没人为我喝彩。是啊，我这么大的个头，干这样的农活应该是很匹配的，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难怪我上半年在生产队门口场地上和几个同龄的小伙伴一起玩拾房子的游戏，这时生产队老队长长贵大伯跑过来对我说：“汉清侯，你多大了，怎么好意思和这些伢儿搞在一起玩，还不回家帮你娘做做事”。因为个子高，因为家里穷，我早早地被人们划入成年人的行列，不仅不能有玩性，而且不能有让別人看似不懂事的行为。但正因为如此，我才有了今天，否则，谁会把一个生产队仓库保管员的活儿让一个孩子来干哩！在生产队干活，我不惜力气，在家里也承担起一个大男人应该有的责任。以前，家里自留地所有农活都是我娘一人承担，父亲下班后偶尔帮帮忙，现在只要是用扁担的活儿都是我来扛，而且我挑担的号子喊得震天响。队里许多人说我力气大像我父亲，喊的号子也是如此。我父亲17岁就担任初级社长，带领社员们在水利工地上开河，他畚箕的泥土总是垒得高高的，挑担的号子喊得几里路都听得见，后来他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时期被打倒），无论是在挑粪下肥的农田里，还是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他的号子声成为鼓舞社员群众战天斗地的冲锋号。那时，干部干部才是真正的先干一步（部）！在母亲的眼里，儿子真的长大了。我想，到明年再提当一等劳力的事，母亲可能不会再反对了。

初夏的早晨，谢家桥村笼罩着薄薄的微雾。太阳没有出来，九圩港大河吹来的暖风，带着潮湿的凉意向我慢慢袭来。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回乡劳动快一年了。我站在麦田边，望着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杆，仿佛看见一袋袋小麦磨成面粉，做成大大的白馍，我咽了咽口水，肚子又开始闹腾了。这个时候，正是农村青黄不接之际，我已好几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了。父亲看我们饿的不行，偷偷地把喂猪的豆饼切成片在锅里放少许油炒了让我们兄妹吃。因为我母亲是不允许让我们吃猪食的。再没有得吃，她也要四处借点粮食回来。父亲曾经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用小麦麸子放点糖精做成烧饼让我们吃，被母亲发现了大骂一顿，自从父亲文革被打倒后，母亲的脾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发火，而我却成了母亲的出气筒，经常挨打挨骂！今天早晨，我其实是饿醒了，跑到麦田边想剩人不注意的时候，拾几个青蚕豆剥了填填肚子。我蹲下身子剥了一个青蚕豆放进嘴里，一嚼，觉得又苦又涩，难吃死了。经过这样一折腾，达到了望梅止渴的效果，肚子也觉得没有先前饿了。

天气越来越热，麦穗越来越黄。麦收时节开镰了。这说明金灿灿的麦粒变成白白的馍头已经不远了。话虽这么说，但真正分到小麦再去面粉厂换成白面也只舍得换几个馍头带回家让一家人解解馋，平时那有条件吃上馍头。即使家里来了客人，能擀面条煮给客人吃就真的不错了，如能再炒两个鸡蛋和一小碗花生米，客人就更开心了。那时，每当家里来了亲戚，临吃饭时，我总要带着弟妹出去玩一会儿，等客人快要吃完才能回家。这时亲戚一边打着饱嗝，一边用左手抹着嘴角上残油残渍，右手摸着我的头赞美说：“好伢儿，真懂事”。其实，我们真的不要这样的“懂事”，可如果我不懂事，带着兄妹一边看着亲戚独自吃面条，一边自己咽着口水，亲戚能吃得下去吗？！

“啾啾，啾啾啾”队长长法叔的叫子声伴随着他那大嗓门“上——工——啦”的呼喊声，在谢家桥上空久久回荡。今天一大早我就来到队部，因为有一件对我来说的大事要决定，我的心里好似“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担心能不能顺利通过。一会儿，社员们都到齐了。长法叔刚派完活，大家正准备下田时，我大声说“各位社员等一等，我要求参加一等劳力”。长法叔说：“不可能。万一挑伤了谁负责？”其他社员有的悄悄耳语，有的低头不吭声……此时我走到长法叔跟前说：“我向大家保证，挑伤了我自己负责！”这时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声：“17岁就想拿大劳力工分，命都不要了”。有一个开了口，其他社员也跟着七嘴八舌，有的话说的很难听，甚至认为我是想搞投机骗工分。我娘听了受不了了，她破口大骂长法叔：“陈长法你个龟孙子。我男人被揪下了台，你现在又揪我儿子了！你摸摸自己的良心，我男人做干部时对大家怎么样！”我娘虽骂的是长法叔，其实也带有指桑骂槐。经我娘这么一顿炮轰，社员们又沉默了。长法叔想了想拿出了一个办法。他对我说：“汉清候，你看这样行不行？”他开始叫我小名了，自从我毕业回乡后，他一直叫我孙建国的，看来被我娘骂了也有点生气了。他接着说：“队里挑十八，每三人一组，你自己挑选人，只要有两个人愿意和你一组，就同意你当一等劳力”。所谓“挑十八”，即农田大面积施肥时，从各家各户粪池里挑粪下田，一等劳力三人一组，并配两名二等劳力的妇女负责浇粪，每天完成规定的定额约每组挑完4囗粪池的任务，一天就能拿18分工。农村粪池大小差不多，每口粪池有多少担粪会计都有一本账。因为“挑十八”是一年中劳动强度最大，拿工分最多的几天。每次也就三四天，只要能扛过这三四天并圆满完成定额任务，当一等劳力就没有问题。长法叔这个主意也算公平，就看有没有人愿意和我配对。我首先找了园上爸爸朱合成（园上即邻居，我们乡下称叔叔为爸爸），问他肯不肯？他埋头不作声。我知道这是不同意的表现。接着我又找了和我平时关系不错的刘德兵，他见我向他走来，连忙将头转向旁边，装着没看见我，他的这个举止，我心里有数。连碰两个钉子，我真有点灰心丧气了。正在我急的没办法的时候，已经25岁还在二等劳力里混的泉生候突然站起来说，“我也要当一等劳力。孙建国，我们再找一个，正好三个人一组”。说着，他拉起坐在墙角边的陈和尚（陈有圣），问他想不想当一等劳力？陈和尚已经21岁了，也是二等劳力。他看我和泉生候期待的眼神盯着他，他连忙表态说“好的吧，我也当一等劳力”。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一起进入了一等劳力的行列。长法叔说“没想到一个变成了三个。好事啊，说明我们生产队后继有人”。

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参加一等劳力，主要是插秧时节到了。因为刚插的苗秧根须受伤，头⼏天打不起精神，待返青后它们会活⼒四射，娇柔飘逸。待绿色秧苗给⽥野撒满青春⽓息的时候，就是开始给秧田大面积施肥的时候，我不能错过这个“挑十八”的机会。

这几天，生产队的青年男女们全部都集中在一起插秧。十几个人一字排开，各显伸手，比谁插秧的速度快，比谁插秧横竖一条笔直线。唐朝布袋和尚有一首偈语这样描绘插秧的场景“⼿把青苗插满⽥，低头便见⽔中天，六颗清净⽅为稻，退步原来是向前”。酷热的阳光下，一个个姑娘小伙站在⽔⽥⾥进行插秧比赛，每个人都想在众⼈⾯前崭露头⾓。他们双脚踩在仿佛被⽕烈的阳光晒沸了的⽥⽔⾥，右⼿接到左⼿分好的秧苗⼀颗颗插进泥巴⾥，并保证前后左右有条有序、整整齐齐。作为插秧能手，我毫不夸张地说，生产队没人插秧速度超过我的。那几天尽管累得直不起腰，但工分争的也是全生产队最多的。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秧苗在稻田里已生根变绿。此时正是给秧苗施肥的大好时光。根据队长的安排，一等劳力“挑十八”正式起动了。刚开始，我们三人商量，为节省力气，采取接力方式进行。但一会我就感到这不是接力棒一拿就走，必须把粪担放下空担换实担，非常耽误时间。于是决定拔长担即每人直接把粪担挑到终点。我们三人的肩膀虽没有那些老甲鱼厉害，因为他们的肩上有老茧了。但我们年轻，跑得快，结果当天我们三人以第二名的速度早早完成了定额任务。负责把我们浇粪的两名妇女管玲和王美英也很高兴，她们可以提前回家做家务了。我回到家烧了一大锅水，冲了个热水澡，就开始忙夜饭。因为隔壁新生公社十二大队晚上放电影，我肯定要去看的。娘知道我要去看电影坚决不同意，说明天还要挑粪，在家早点睡觉休息。有电影看是谁也拦不住我的，在娘骂骂咧咧的声音中，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接连三天，“挑十八”终于完成了，但自己的右肩膀已磨破了皮，一碰就疼。娘说等肩上长了老茧就不疼了。没有办法，只有期待尽快长成老茧了。当了一等劳力还有一个吃力的农活把我拿住了，这就是罱泥〈将河里的淤泥取上来做肥料）。因为我不会撑船，船在我的手里一会右一会左，我手忙脚乱也很难向前，船都不会撑又怎能罱泥哩。刚开始，我真的费了好大力气，天不亮就上船练习撑船，等轮到我罱泥时，我只能算是基本驾驭了，但每天6船的（6吨的水泥船）罱泥任务确实让我吃尽了苦头，因为手上起了好几个血泡，疼得我几乎好几次眼泪都下来了。

当了一等劳力，受点皮肉之苦还能忍一忍。但精神上的痛苦却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抚平的。其实，所谓精神上的痛苦都是爱面子惹的祸。我们生产队有一个插队知青叫马亚丽，她回城后安排在平潮镇服装厂工作。她人虽离开农村，但却对生产队的事很关心。她得知队里肥料紧张，影响农作物生长，就主动托人联系了平潮环卫所负责公厕的“粪头儿”（指负责把公厕的粪便卖给农村做肥料的管理人员），定期将公厕粪便低价卖给我们队。因此一等劳力就三人一组轮流用水泥船到镇上装粪，工分和“挑十八”一样，中午还供应一顿客饭。有一天，这个公差轮到我了，我却说谎肚子疼不能去，为什么呢？主要是我担心在街上遇到初中高中的同学，毕业后，有不少同学因家里有关系进了街办厂和社办厂，有的顶替父母进了国营或集体单位。前几天，我和几个社员一起拉着拖车去街上买化肥，在供销社门口看到过去在学校和我很要好的许同学，他骑着带有链条箱的自行车，脚上穿着擦得油光发亮的黑皮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身的洋气把我眼睛看得发直，心里羡慕的不得了。再看自己灰头土脸的样子，脚上的布鞋两个脚趾头已伸在外面，我赶紧趁他没看见我，就悄悄的躲进门市部里面了。不想出公差，主要还是担心去镇上拉粪再遇到同学，自己尴尬不说，心里难受好几天。

又过了一段时间，去镇上拉粪的公差又轮到我了。这次我娘提前给我下了命令，不准再找借口不去了，因为一天多8分工，还能免费吃一顿客饭。娘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等过几年你也顶替你父亲去砖瓦厂上班好了。那天一大早，我换了一件半新旧没补丁的上装，特地找了一顶帽沿较宽的草帽，往额头前一戴，半个脸遮住了。到了街上，我挑着粪担，也不像在队里时喊着号子，闷声不响地从公厕挑到停靠粪船的河边，来来回回把帽沿压得低低的，生怕撞见熟悉的同学。一晃到了中午，一起来的长法叔带我和另一个社员周桂山来到东方红饭店，一人买了一角伍分钱一份的客饭，就是一碗米饭和一碗菜汤，我抢先坐到背靠窗户的一面，这样外面的人看不到我的脸，主要还是担心遇到同学。我们三人边吃边聊，快要吃完时，我看见长法叔拿着筷子在只剩几口饭的碗里捣鼓着，突然，他叫服务员过来，并责问说“你们是国营饭店，怎么搞的，米饭里竟然有石子”。说着，他用筷子把石子挑出来让服务员看。服务员连声说对不起，我帮你换一碗。接下来服务员把长法叔的饭碗端走了，又换了满满一碗米饭过来。长法叔端着新换的米饭二话不说就分了一半我碗里，我客气地说，我吃饱了，不要了。长法叔不客气的说：“你骗鬼哟，还好意思说吃饱了哩。吃！吃饱了下午还要干活呢”！事后，过了好几天，我问长法叔，那次碗里的石子真的是原来就有的吗？长法叔朝我眼一瞪，没有理睬我。

时间过的真快，不知不觉，又是一个秋天来临了。傍晚前，我倚靠在家门前的老栆树下，望着蓝蓝的天空发呆。此时，太阳已挂在西边的树枝上，远远望去，谢家桥村已经笼罩在薄薄的暮霭之中，西天一片金黄。人们总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春去秋来，在当了将近两年的地球修理工的我，又收获了什么？除了肩膀和手掌上薄薄的老茧。这几天，生产队的大老爷们一直在议论一个惊天的消息，听说安徽那里有地方搞包产到户了，但长法叔不相信，真的这样干了，那不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又回到解放前。长法叔他没有想，也懒得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农民一年从头苦到尾，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他一个生产队长为什么还要靠耍一点小聪明在国营饭店多要一碗饭。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田野（士地）上的希望你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