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甲午战败结城下之盟一年后，李鸿章出访欧洲。
当年5月，李鸿章首先到访俄国。
他访俄的主要使命，是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登基加冕大典。顺便施展下引狼入室、以夷制夷的外交老套路。
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负责李鸿章的全程接待工作。他对李鸿章素有耳闻，但也是初次见面，了解有限。5月3日，二人在圣彼得堡会面。两周后，一场突发事件，让维特对这位来自东方的使者有了深刻认识。
1896年5月18日清晨，莫斯科数十万人汇聚莫斯科霍登广场，因为当天要举行新一代沙皇加冕典礼彩排，而且皇家分发礼物给臣民，所以很多市民商人甚至一些贵族一大早都赶过来了。
不料想，天刚亮，好运未致，厄运却突然降临。
临时搭盖的号称能容纳20万人的彩棚突然坍塌，惊慌的人们相互踩踏，几个小时候就留下了2000多具尸体，这即是震惊俄外的“霍登惨案”。
悲剧发生时，作为清朝特使的李鸿章正在莫斯科访问，身边陪同他的是正是俄财政大臣维特。
得知此事后，李鸿章问维特：这起不幸的事件是不是沙皇陛下已经知道了?
维特讲：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肯定要向沙皇陛下奏报的。
李鸿章很轻蔑笑了一下，开始传授为官之道：为什么非要报告皇帝呢?可以把消息压下来啊。我处理这种事情比你们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但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皇帝多尊贵啊，干嘛因为这点事让他操心呢。你们这些人啊，不会做官啊!
李鸿章以为，这种老到的官场经验可以唤起俄方佩服,未曾想维特听了李鸿章这番传道，啼笑皆非，考虑到来访者的面子，他没有当面驳斥，而在后来的《维特回忆录》中如是写道：
“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维特为什么这么说呢?显然，李鸿章的这番传道，不仅没有得到他的高看，反而是小看了。
当时中俄都是封建型人治国家,但两者区别还是相当明显。我们知道，沙俄帝国自18世纪初就在彼得大帝领导下励精图治，进行了部分西化的改革，到了19世纪俄国的政治局面比起清国来，也较为开明清朗。官员开眼看世界,开口讲实话。而当时清国虽然搞了洋务运动,但官员们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实质改变，他们只是勉强张开睡眼，旧官场的张口说假话、欺上瞒下之风，依然盛行无阻。
近代世界，崇尚的是自由平等，尊重生命。而在李鸿章这样的官僚眼里，百姓之命如蝼蚁之命一般不值什么钱,所以出了事,只要不触及到官位,别的什么都可以牺牲。这种为官之道，只为统治者一个人考虑，天子牧民,民如草芥,只要不翻天,就别让皇帝主子没来由地苦恼了。李鸿章摸准了主子的脉,得说假话时且说假,能遮掩处尽管遮,老佛爷太平,我也自在,至于地方上的乱子,总不至于一下子掀掉了李某的顶戴。所以,天大的事,先遮住了上头再说。可见，在李的内心里,根本没有近代进步的民本民权概念,他就是拿草民的本，换自己无忧的高位。
这个样子的老朽官僚，无怪乎半文明的沙俄都看他不起。
后来，维特在回忆录中谈及对李鸿章的总印象，直言不讳地说：
“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没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俄国士大夫是这么看李鸿章的，那么别的欧洲国家又如何?
当年6月，李鸿章结束了俄国之行后，来到欧洲后起之秀德国。
此时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率领下，刚刚完成统一，且进行了宪政改革，在欧洲的地位如日中天。
李鸿章主动求见俾斯麦。
6月25日，二人在会晤。
此此会面，俾斯麦只给了李鸿章十几分钟时间，在回答完三个问题后,他觉得礼节已到,就转过头与德国驻清国大使聊了起来,把李晾在一边。
在西洋人画的近代中国漫画中，对俾斯麦会见李鸿章也涉及。漫画场景中，俾斯麦坐在上垂首一把大靠椅上，而为嘉宾的李鸿章只被安排了一个小椅子，看起来一高一低，一尊一卑，极不协调。就连俾斯麦脚下的狗，也对来自东方的这位中堂大佬翻起白眼。真是讽刺得辛辣够味!
有趣的是,李鸿章和俾斯麦之会是中国作者津津乐道的话题,而这些“热脸贴到冷屁股”的细节，却很少被提到。
据传，当着这位铁血宰相的面，李鸿章还主动套近乎，自比“东方俾斯麦”。俾斯麦反唇相讥：没人说我是“欧洲李鸿章”。
显然铁血宰相对中堂大人不够尊重。但这不尊重是有理由的。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俾斯麦就进行过精准预言：
“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
战争还未爆发，这位德国首相凭什么认定中国必败、日本必胜?
俾斯麦是根据他所见到的访德中日官员差距做出的判断。
“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即使把这些东西“买了回去，也就算了”。
他说的只知道采购的代表官员，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自比“东方俾斯麦”。对俾斯麦而言，不是示好，而是侮辱。作为经常接触国外的外务大臣，李鸿章对西方文明并非一无所知,但知之甚浅。他在国外经常抒发无知慨叹，诸如“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竟然把中西差距，仅仅归纳为兵器差异，看不到西方强盛的政治本源。他把国外的议院等同于中国的都察院,还说这是汉朝就有的。李鸿章没有机会去感知欧美议会的优越性,相反根据自己的中国经验和亲身经历,反而认为议会制不好,就像中国官员之间钩心斗角党争一样。
这个样子的李鸿章，目光短浅，给国家带来的是一个个屈辱条约，常被西方人视为笑柄。怎么可与威震世界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塑造者俾斯麦相提并论?
在俾斯麦眼里，他欣赏的东方政治家不是李鸿章，而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史料显示，早在日本还未成大气候时，伊藤博文访德，就受到俾斯麦隆重款待，两人“酒逢知己千杯少”，在酒席宴喝的酩酊大醉，伊藤博文找到了自己的偶像，俾斯麦看到了自己衣钵在东方的传承人。而那位大言不惭的“东方俾斯麦”却被定格为旧士人，伪精英一枚，怎么可能拯救苦难中国、东方称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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