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重臣夏原吉：德宏量大 忠诚体国

　　夏原吉，字维喆，湖南省湘阴人，明代重臣。以诚笃干济深受朱元璋等五朝皇帝的信任和倚重，对明初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世津津乐道的“仁宣之治”，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深谋远虑，长于治事；鞠躬尽瘁，一心为国；德能兼备，功勋卓著，是一个极为难得的贤能之臣。宣德五年病卒，享年六十五岁，追赠太师，谥忠靖。

　　　　忠诚体国 不可或缺　　　　夏原吉早年丧父，发奋力学，以乡荐进入太学，并选入宫中抄写诏书等文件。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高度专注，定力超群，他的精诚与笃实令明太祖朱元璋格外欣赏，遂破格提拔他为户部主事。新岗位是个事务异常繁杂的部门，但他处理得井井有条。　　　　精通业务又脚踏实地的他同样得到建文帝朱允炆的赏识，建文帝即位不久，即提拔其为户部右侍郎。当燕王朱棣的“靖难”大军攻入城中时，建文帝及大部分官员已在夜色中不知去向，而夏原吉却正在户部高点蜡烛计算城防所需的费用，面对猝然而至的巨变和冷森森的刀剑，夏原吉毫无惧色，从容表示：“主上殉难，做臣子的岂能苟活，只是户部还有些账目尚未算清，此事关乎社稷百姓的未来，请容臣下三天内做完，然后愿随先君赴死。”这番掷地有声的慷慨之语打动了朱棣，他当即转怒为喜，将夏原吉官复原职。　　　　朱棣即位后，是为明成祖，两个月后即提拔夏原吉为户部左侍郎，三年后又升为户部尚书。夏原吉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天下的户口、府库、钱谷、田税增减等浩如烟海般的数字，他都用小本子记好，带在身上，随时查阅。每当皇上问起，他都能对答如流。　　　　朱棣雄才大略，要做的事情很多，自然花费也多，再加上战争结束不久，百废待举，因而数以亿万计的钱款都要由夏原吉尽心筹划，他发挥自己杰出的理财能力，竭尽全力，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有效供给。鉴于国家财政的巨大压力，他请求“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苏民，且便商贾”。通过裁减过多的供给，减轻赋税徭役，严申食盐和钱钞方面的禁令，清理仓库货场，推广屯田种养，以供给边防，减轻人民负担，同时也方便商人。这个符合实际、使人民易于遵守的建议，一改以往只靠增加赋税解决财政困难的弊端，显示了夏原吉超群的经济眼光，得到明成祖欣然采纳。经他请旨，大量的冗员和无所事事的部门被裁撤，皇宫内的用度也大幅缩减，他还设立盐务衙门，以盐卡收税，有效防止了贪官的上下其手。所有花费，一律精打细算，能省则省，但每年用于地方救灾和孤寡老人的拨款则不在其列。夏原吉前后主管户部二十九年，对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永乐八年（1410），皇上北征鞑靼，夏原吉受命辅佐皇太孙留守北京，总管行在所九卿事务。每天早上，夏原吉进去辅佐太孙处理各项事务。退朝后，各部的郎官和御史又围上来请示。夏原吉一边回答一边手批，不动声色。皇上回来后，又受命侍从太孙周游乡里村落，考察民间疾苦。此后夏原吉多次侍从太孙，往来于南北两京，途中还随事献上忠言，使太孙获得很多助益。　　　　永乐十八年，北京的宫室建成，皇上派夏原吉南下召太子和太孙北上。回来后，夏原吉说：“经过多年营建，现在终于大功告成。应该安抚流亡在外的人，免除拖欠的各项征收，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皇上马上命有关部门推行。　　　　永乐十九年冬，皇上又要大举远征沙漠，召夏原吉来问边防储备情况，夏原吉据实相告：“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您连年出兵，都无功而返，军马储备已损失了十分之八九，加上灾荒不断发生，我们的国库和人民现在已经内外交困了。况且您圣体欠安，还需要调养，就请遣将出征，不要劳动车驾了。北征建功，像汉武帝那样名垂青史，是朱棣的毕生宿愿，这个重大的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岂容别人置喙？明成祖立刻龙颜大怒，将夏原吉等人罢职下狱，并抄了他的家，可是这个手握财政大权多年的重臣家里除了皇帝的赐钞外，只有几件布衣和瓦器。　　　　五次亲征漠北，都无功而返的明成祖，终于在回京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亚）一病不起，临终之际，幡然悔悟，对左右感叹道：“夏原吉爱我。”　　　　明仁宗即位后，立即恢复夏原吉的官职，并向他询问当务之急的政事，他建议赈济饥民，减省赋役，停止下西洋的船队等靡费钱粮之举，仁宗皇帝全部采纳。不久又加封他为太子少傅，再进封少保（正一品）。　　　　明宣宗即位后，夏原吉作为先朝重臣更受敬重。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谋反，皇上晚上召大臣们来商议。大臣杨荣首先劝皇上亲征，可宣宗皇帝犹豫不决，夏原吉胸有成竹地为他释疑说：“您难道不知道李景隆的故事吗？臣昨天见到所派遣的将领，命令才下脸色就变了，临事就可想而知了。而且兵贵神速，卷起盔甲，快步前进，正可以先声夺人，杨荣的计策好。”皇上遂下了决心。结果，正如夏原吉所说的那样。治世能臣 功高盖世　　　　永乐元年（1403），浙江发生罕见的洪灾，流离失所的难民到处都是，负责治水的中央和地方官员耗费了很多的人力与物力，但都没有什么效果。皇上很是着急，最后只得命令并非职责范围之内，但却可堪大任的夏原吉“越俎”代之，为朝廷分忧。　　　　夏原吉到吴浙之地后，立即查看灾情，反复勘察河道，发现太湖流域下游地势平缓，河道弯曲、狭窄，经常淤塞。因此，疏浚下游河道（吴淞江、刘家河、白茆河）畅流入海，乃是治理吴浙水利的关键。于是在给朝廷的《苏松水利疏》中详尽分析了当时的水道形势，认为治水关键是疏浚下游河道，使洪水畅流入海。但以往泄水干道吴淞江已严重淤塞，重新使之通畅，则工费浩大，不如沿着大禹所开的三江入海故道，疏浚吴淞江下游，然后，在河口量地建闸，按季节不同开闭闸门。控制泄水和涨潮，再修理加固围堤，水灾当可得到控制，还可收“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　　　　夏原吉有根有据切实可行的意见，立即得到皇上的恩准。夏原吉于是动员两地民工十余万人，日夜奋战，先后疏浚河道，引吴淞江上游之水取道刘家河入长江，重点凿范家浜，使之与黄浦江相接，将太湖东部河湖之水，特别是浙西来水循黄浦江排入长江，使黄浦江成为太湖主要排洪通道，并因地建闸，用以蓄泄。通过这次疏浚，不仅改善了太湖下游的泄水状况，而且改变了泄水格局。　　　　治水期间，夏原吉身体力行，布衣徒步，风餐露宿，日夜奔波于工地。工程竣工后回京，他说水虽然已由故道入海，但支流还没有全部疏通，还不是长久之计。次年正月，夏原吉再次前往浙西，同年九月，疏浚治水工程全部完工，上下游畅通无阻，一泻千里，终于彻底根治了太湖流域吴浙两地频繁的水灾，苏州、松江一带农田获得大利。　　　　永乐三年，夏原吉奏凯回京。可是这年夏天，浙西地区又发生严重饥荒，明成祖命夏原吉率领一众官员前往赈济。夏原吉在认真核查受灾情况的基础上，奏请朝廷发放粟米三十万石，并且给灾民分发了耕牛和粮种，受到灾区百姓的热烈欢迎。当时，有官员向朝廷建议，招徕江南百姓佃种水退后的淤田，从而增加田赋数额。夏原吉听说后，立即上疏朝廷，尽述其中的弊端，请求朝廷放弃这种打算。朝廷最终采纳了夏原吉的意见。永乐朝第一功臣姚广孝从浙西考查回京后，由衷地称赞夏原吉“有上古仁爱之心。”　　厚德载物 得道多助　　　　夏原吉有成人之美，容人之量，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处处与人为善。　　　　当初，皇上因紫禁城三殿失火下诏求直言，不少大臣都说迁都北京是个错误，不如南京风水好，理政还方便。皇上听了大怒，等于费了好大劲，花了好多的钱，责任还全是皇上一人的，当即要了主事萧仪的脑袋，并恨恨地说道：“当初要迁都时，朕曾与大臣们认真地讨论过，就其中的可行性和利弊关系研究了很久才确定下来，这难道是轻率的决定吗？”言官以为机会来了，遂弹劾大臣事后诸葛，有违臣道。这等火上浇油之论让皇上更加气恼，就大手一挥，命他们统统跪在午门外，去好好辩论个谁是谁非。大臣们此时都把气撒在言官上，唯独夏原吉没有如此，他反而这样上奏说：“他们响应诏令而实事求是提出自己的意见，没有犯罪。反倒是臣等一帮尸位素餐的大臣，不能更好地协同辅佐国家大事，应当有罪。”皇上听后怒意顿消，将双方都宽恕了。有人指责他违背初衷。夏原吉一点也不生气，心平气和地说：“我们这些人任职很久了，虽然言语有失，侥幸皇上能够原谅。如果年轻的言官得罪了圣上，那他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有没有命都不好说。”众人这才佩服。　　　　夏原吉曾经夜晚审阅记录囚犯口供的文书，拍着桌子不住地叹息，笔要下落总是停止，如是者再三乃至再四。妻子很是不解，问他何以如此，他说：“这是年终执行死刑的奏章，笔一落就是一颗人头啊！”恻隐慈悲之心昭如日月，令人钦佩和敬服。　　　　大臣吕震开始并不了解他的为人，因而曾经有意无意地排挤过他。后来当吕震为自己儿子请求官职时，应者并不多，而夏原吉却认为吕震在“靖难”时有守城功劳，按当时规定，是符合晋职要求的，故而特别为他向朝廷请求。平江伯陈瑄功劳大，地位高，本领强，起初也不喜欢夏原吉，甚至常常与他为难，但夏原吉仿佛完全不知道似的，反而时常称赞陈瑄有才能。时间久了，好多人都改变了对他的态度，认为夏原吉是个厚道君子。　　　　同朝官员有优点，他就时常嘉扬之；有人出现微不足道的过失，他便恍若不知。有官员无意中弄脏了皇帝赐给夏原吉的金缕衣，吓得不知所措，夏原吉和蔼地对他说：“衣服弄脏了，可以清洗，怕什么？”又有属员不小心弄脏了重要的文书，磕头请求死罪。夏原吉并不追问，自己入朝把过失揽在自己身上，皇帝命令另换文书，事情就过去了。　　　　有一次夏原吉巡视苏州，婉谢了地方官的招待，只在旅社中进食。厨师做菜太咸，使他无法入口，他仅吃些白饭充饥，并不说出原因，以免厨师受责。随后巡视淮阴，在野外休息的时候，不料马突然跑了，随从追去了好久，都不见回来。夏原吉不免有点担心，适逢有人路过，便向前问道：“请问你看见前面有人在追马吗？”话刚说完，没想到那人却瞪着眼对他吼道：“谁管你追马追牛？滚开！我还要赶路。我看你真像一头笨牛！”这时随从正好追马回来，一听这话，立刻抓住那人，厉声呵斥，要他跪下向尚书赔礼。可是夏原吉阻止道：“算了吧！他也许是赶路辛苦了，所以才急不择言。”笑着把那人放走。　　　　夏原吉的侍婢不小心打破了夏原吉心爱的砚台，躲着不敢见他，他便派人安慰侍婢说：“任何东西都有损坏的时候，我并不在意这件事呀！”他的家中不论上下，都是一团和睦。　　　　夏原吉先后经历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个朝代，与当时的名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等一起，共同开创了明朝前期的繁荣局面。他为官识大体，顾大局，胸怀宽广，与人为善，一心为国，忠心耿耿，有古名臣风范，赢得了上至皇帝，下至同僚以及普通百姓的信赖、尊敬和爱戴。《明史》赞其为“股肱之任”“蔚为宗臣”，称他的一生可“树人之效”。并以《尚书》中的话来赞誉他：“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后嗣。”　　　　夏原吉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忠诚、担当、笃实、干练、仁厚、廉洁，成为世代为官者不可或缺的典范和标杆，他建立的不朽功勋永远在中华历史文化的天空熠熠闪光，成为我们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