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全城与洪武赶散

　　洪武赶散

　　1370年(洪武三年)，为惩罚张士诚部，也为了开发利用淮泛区，借口红蝇传播瘟疫，强行把江南人充实淮、盐、扬、凤(阳)等地，开发苏皖地区，史称“红蝇赶散”，也叫“洪武赶散”“红巾赶散”。

　　明清《盐城县志》记载：朱元璋登基后不久，为了报复苏、松、嘉、湖、杭等地绅民对张士诚的拥戴，遂以移民垦荒为由，将江南四十万人丁驱赶到苏北。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十四援引《凌氏家谱》云：“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张)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

　　《明史·食货志》云：“太祖时，徙民最多。”中国移民史专家、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等曾在苏北十县等调查，撰写了《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证明确有“洪武赶散”之事实。据曹树基等推算，明初从江南(苏州及周边松江、嘉兴、湖州和杭州等地)迁往江北之人有四十多万，阊门是移民的遣发站。金湖地区百忍堂张氏宗谱载，始迁祖张伯武“江南苏州府阊门昆山县，民籍，由明初迁秦邮湖西水南江静北村，复移水北闵桥南择居焉”。明明是苏州下辖的昆山县，却被纳入苏州城内的阊门，也证明阊门是遣发站。移民主要居于徐淮盐连扬等里下河地区，多数从事农垦，部分从事煮盐。

　　长期研究“洪武赶散”的扬州学者黄继林也认同此说。洪武赶散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达五十年之久。泰州卢、俞、夏三大姓皆是阊门移民，宝应朱刘乔王四大家族，除乔氏外其余三家祖籍都是阊门，高宝湖西也类似。

　　金湖县《德兴堂闵氏家谱》详细记载了永乐年间一次流放之旅：始迁祖闵士信等“离开苏州，经江阴西港渡江北上，直到高邮，州府验证后，赶船穿过西湖雪浪，直到湖西水北昌平乡皇陵西村五都二甲廖、李二庄(横桥乡朱桥一队)，船进太阳沟头，族众弃舟登陆”。“州府验证”之句证明，明初迁徙之民遭受的是犯人般待遇，不是自由迁徙。

　　明初，江淮地区地广人稀，地多无主，洪武赶散时很多家族“插草为标”。与富庶的江南相比，江淮地区黄河经常泛滥成灾，生活困苦不堪，新移民皆希望回到美丽富饶的故乡江南。朱元璋制定严厉的保甲连坐制度和户籍制度，将其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以达控制之目的。

　　一信全城

　　古今皆有人研究朱元璋为什么如此嫉恨江南人，结论有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是朱元璋对江南人想杀而杀不成，怀恨在心，要折磨他们以泄愤，遂将其驱赶到条件较艰苦的江淮地区。

　　朱元璋对苏南人恨之入骨，怎么想杀又没杀成的呢?事情要明末的一信全城说起。

　　1354年，张士诚在高邮城打败元军40万主力，使元朝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各路起义军很快发展壮大起来。接着，张士诚向江南发展，占据平江府(即苏州)等地。张士诚求贤若渴，设立礼贤馆，招徕四方文士，江浙一带知识分子纷纷前来投靠。顾嗣立《元诗选·郑元祐诗序》云，“东南文士多往依之”，郑元祐也进入张士诚幕府，“最为一时耆宿”。张士诚也曾礼请浙东硕儒宋濂、刘基等，他们认为张士诚反复无常、难成气候，不应其请。1360年，刘基宋濂成为朱元璋重要谋士。

　　浙东郑逵、郑得父子，原与宋濂、刘基交好，张士诚占据平江府后，郑逵父子前来投靠了郑元祐。金湖县郑氏家谱说，张士诚慕才礼聘郑逵，郑逵未应聘。1366年，朱元璋开始全面进攻张士诚的外围区域，蚕食其领地。郑逵父子见势不妙，举家避居宝应湖西衡阳镇。不久，人称此地为郑家村，今名郑岗。

　　郑得来到宝应湖西后，暂时过着世外桃源的日子，他写信给宋濂，汇报自己悠闲生活，其《致宋学士》云：“一畦禾稼一床书，晴捡芸编雨荷锄。却笑农人偏识字，悠然吾自爱吾庐。

　　张士诚占据江南后，轻徭薄赋，关注民生，民众对他极为拥戴，军民一心抗击朱元璋部。1367年，朱元璋对平江府发起总攻，因江南民众极力支持张士诚，朱部损兵折将，损失惨重，朱元璋发誓攻下后要屠城。

　　郑得父子一直关心着苏州亲友乃至全城百姓的生死安危，听说朱元璋要屠城的传闻后，他立即写信给宋濂、刘基，恳请他们设法劝阻这场屠杀。

　　宋濂接到郑得来信后苦思冥想，寻得一计：他问朱元璋是想做割据一方的王还是做一统天下的帝，朱思考后答，想称帝，宋濂又说，如果只想做王，就可快意恩仇、不顾民心，想称帝，就应收揽民心，不能屠城。因宋濂的善巧劝阻，苏州百姓得以保全，这就是明初著名的“一信全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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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段史实载入了郑得家族的家谱，后被《嘉靖宝应县志郑得传》收录：“(郑)得与宋(濂)文宪、刘(基)文成善，明太祖欲屠苏州，得致二公书，乃免。”其后历代宝应县志均沿此说。清代宝应学者范士龄在《宝应耆旧传》中也提及此事。

　　余恨难平

　　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年号洪武。朱元璋发现，江南人对自己没有什么好感，仍念念不忘张士诚之恩，所以他决定报复江南人，大批量、长时间地将其遣送到苏北、凤阳等地，以开发江淮，这就是史上有名的“洪武赶散”。朱元璋对留居江南的民众也毫不客气，课以重税，让他们过不上好日子，其报复之心一目了然。

　　《明太祖实录》云，吴元年(1367年)10月，朱元璋军队攻克平江，即置苏州卫指挥使司，“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正德《姑苏志》载：“盖洪武以来，罪者谪戍，艺者作役，富者迁实京师，殆去十之四五。”清代灌南县《新安镇志》载：“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此表明，当时这些被“赶散”者无一出自自愿，而是强制性的，伴以武装押送，并不准擅离。

　　民国《续修盐城县志》云：“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

　　胜利者朱元璋能善待投降的元军将士，对头号死敌陈友谅部也宽容，唯独对张士诚及江南人格外刻薄。朱元璋善待蒙古人，是为了招降敌人与稳定统治;善待陈友谅部，因为灭陈是以弱胜强的“幸胜”，有喜无恨;恨张，因为灭张是以强击弱，张却负隅顽抗而让强者付出沉重的代价，令强者恼羞成怒。

　　2011年1月，《姑苏晚报》刊发洪武赶散文章，援引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洪武移民事件是长期困扰中国史学界的一桩悬案”。本章所述的史实，或许能为解开这一悬案提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