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诫子书，是指以告诫、教诲子侄后辈为内容的家教类文字作品，是传统家训文化的组成部分，包括“诫子书”“家诫”“家训”等多种名称，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重视家训的文化传统，具有深厚的文化蕴含。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注重对子女道德、礼仪的言传身教，在殷殷教诲中饱含对后辈的无限期望和爱意。
早在西周时期，周文王、周公都有戒体文章传世，汉代高祖、东方朔著、光武帝等都有诫子类的文章。
到了魏晋六朝，诫子书更是全面兴盛，除了出现了《颜氏家训》这样系统完备的家训著作，还有诸葛亮《诫子书》等广为人知的名篇。
为什么诫子书在六朝达到空前绝后？在六朝风雨如晦的时代里，长辈们又会为后辈留下什么样的处世智慧？让我们一探究竟。
在垂诫子孙方面，历代都留下不少作品和记载，包括帝王、士大夫都有教诫后辈的篇章，然而，诫子书在六朝时最为发达。钱穆先生曾说：“此时代教诲子弟子侄之篇章，论其数量之多，殆已超前绝后。”
从数量上看，魏晋六朝的诫子书在数量上远超其他时期，写作诫子书的人数也很多。
像魏武帝曹操著有《戒子植》，魏文帝曹丕写有《戒子》，曹植、晋元帝、齐高帝、梁武帝、后魏孝文帝、北齐神武地等都著有专门的诫子作品，就连六朝的“非主流诗人”陶渊明也创作了《命子诗》《责子诗》等许多诫子诗作，饱含爱子、盼子之情。
伴随着六朝书信体散文的兴盛和写作家书的流行，诫子书虽然有戒、敕、教、令、浩、命、疏等多种多样的文体，但最多的仍是以书信体散文写作，也最具艺术性。
像王昶《家诫》、嵇康《家诫》、王僧虔《诫子书》、徐勉《为书戒子崧》等都是书信体诫子书中的佳作。
在思想内容上，魏晋诫子书较两汉时的相关作品在深度、广度上都有较大拓展，从实用性体裁走向文学性，也带有更多文化内涵。
这一时期诫子书整体表现了以道德立身、以家族为望、为生命保全的内容，在特点上具有哲学思辨性、语言文学性、思想多元性，和鲜明的时代性。
（1）中国自古的教子观念是其盛行的伦理基础
我国历来重视重视教子，特别是在以宗法伦理为纽带的的传统宗法社会，父母向子侄传承家教不但是士大夫立身治家的职责，也是“齐家”的重要内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教子文化内涵丰富，整体上体现了古代士大夫注重修身养德、尚志守道、勤学成才的精神和风范，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
六朝诫子书的盛行首先离不开这一伦理基础。
（2）士大夫的戒慎精神是其盛行的精神渊源
陈懋仁曾把“诫”解释为“警”、“慎”，《文心雕龙》中也说“戒者，慎也”。
戒慎精神就是《中庸》所说的“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意思是说君子在没人看见、听见的独处时，也要谨慎戒惧，人前人后都要谨言慎行、言行合乎情理。
戒慎精神这种内敛、自省的精神气质也促使长辈致力于劝诫子侄，教诫后辈心有戒惧、行有规矩。
有关“慎”内容的诫子书在六朝不在少数，成为一种“慎言之教”。
（3）六朝独特的时代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局动荡、战乱频繁，思想上却又多元并存。如何在乱世中平安度日，如何在纷扰中坚守精神世界，是六朝时人的困顿和思索。
留下《颜氏家训》的颜之推就自称“三为亡国之人”，所以更重视传家，他曾说“政乱于上，家治于下”，愈在乱世愈要教给后人足够的经验和智慧。因此，诫子书中既包含着对子侄后辈的生存引导，也传递着珍视生命的讯息和理念。
此外，魏晋流行品评人物的风气，世家也尤其重治家和对子孙的教化。
（4）士族门第兴起与家族利益的要求
六朝时期文化主要垄断在士族这一贵族阶层，而士族阶层也事实上承担着传承文化的使命，他们从小所受的知识教育是非常庞大的，正如我在介绍魏晋清谈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参与清谈的门槛非常高，需要非常深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积淀。
在接受系统知识教育之外，士族仍与一般文士不同，还受到代代相传的深厚家风的约束。
门阀士族作为经济的上层，在乱世中保持家族的兴盛、保持家族长盛不衰是他们的重要使命。
所以他们尤其讲求教子，才会多次在诫子书中提到，要坚守维持家族的“孝悌之道”，要“扬名显亲”。就像王親在《家诫》中说：“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
家族的传承于士族而言甚至远超过“国”的概念，就算是寒门士族出身的陶渊明，虽然自身抱有隐逸的高洁志向，但仍在诫子诗中对因为自己而造成了后代“幼而饥寒”，表达出愧疚之情。可见家族对于士人的意义有多大！
（1）立身
关于个人修养、为人处事方面的内容是诫子书的主要内容，一般都是告诫子侄要志存高远、树立良好的德行，在行为上避免骄奢、谨言慎酒，处世上远离祸端、保身全己等。
关于立身方面的告诫，最著名的要数诸葛亮的《诫子书》，这篇被收入到教材中的诫子佳作可谓字字珠玑，处处闪耀着德行和智慧的光芒。信中诸葛亮劝诫儿子勤学立志、树立君子的德行，其中的名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今天仍然被广为传诵。
王昶在《家诫》中，强调“孝”的重要性，说“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强调孝是立身之本，极重孝道的道德教化。
在为人处世方面，王昶主张功成身退，他在《家诫》中说：“夫立功者有二难，功就而身不退，一难也；退而不静，务伐其功，二难也。”
颜之推也赞成这种功成身退的处事哲学，他在《颜氏家训》中说“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而竹林七贤之一、不拘礼法、行为放诞、慷慨赴死的嵇康，在“顾命之作”《家诫》中，却从遵守礼法的角度，凡俗地告诫儿子小心处事、慎备自守，他希望儿子不要像自己一样，而是在坚守内心志向的同时学会处世。就像明代张溥所评价的，“嵇中散任诞魏朝，独《家诫》恭谨，教子以礼”。
（2）勉学
正如上文所说，六朝时贵族对学养非常重视，勉学也是教育后辈的重要方面。
王僧虔在《诫子书》中对儿子学术一无所成的情况进行了深刻批评，不留情面地指出儿子今天要学史、明天要学玄，但无论是读《三国志》，还是学习《老》《庄》都是三心二意、一无所成，还批评他连清谈的基本文献都没读，就一幅谈士派头想要谈玄，对此王僧虔表示十分忧心，语重心长地叮嘱儿子趁壮年之时勤勉为学。
曹操在《戒子植》中也表现了对曹植深深的厚望，说自己23岁时任顿丘的长官，那时的所为至今想来没有后悔，“今汝年亦二十三矣”，一定要勤勉呀！他希望儿子不虚度光阴，将来也不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
许多诫子书都在强调勤勉为学上，比如王昶的《家诫》、颜延之的《庭诘》、徐勉《为书诫子崧》等，都训诫子侄砥砺为学。
在学的内容上，最为基础的要求还是儒学。此时虽然玄、佛兴起，儒学受到极大打击，但儒学仍在家学中具有核心地位。
《颜氏家训》这部中国第一部体系性家训著作，就强调以儒学为核心进行家庭教育。
王褒在《幼训》中也说：“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可见周孔儒学仍是基础，老庄玄佛是兼及。
但儒学也进行着调整，梁元帝萧绎就曾教导后辈说“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也就是以儒为“体”以道为“用”的观念。
（3）遗令
也就是在走向生命尽头的交待，这种临终之语占了现存六朝诫子书的40%。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把一生经验智慧传授给子孙是人之常情。
有人在临终之际表达对道德的坚守，如马孚《临终遗令》中自述是“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
有人传给儿子最重要的心得，如崔冏在《临终戒二子》中勉励二子恭敬节俭、戒骄奢，以此在乱世中免祸。
有人交待后人薄葬，这与汉代的厚葬风相比更体现生死豁达，如赫昭在《遗令戒子凯》中说“厚葬无益于死者也。……且人生有处所，死复何在耶？……哀事毕，各遣还家。”
有人融会佛玄儒三教，看透生命，像王祥在《训子孙遗令》中说“生之有死，自然之理”，表现出对生命的思索和超脱。
（4）女诫
诫子写作对象一般是自己家的儿子、兄子、子侄、外甥，但也极有少部分是面向女性、关于女德培养的内容。
这部分内容上接汉代班昭的《女诫》，主要告诫女性如何立身处世、治家教子，试图培养孝女、贤妻、良母。
毕竟在宗法社会，如果培养出一位以女德远近闻名的女性，绝对是家族的荣光。
六朝诫子书为我们展示了在动荡的时代里，士人们如何谋划家族发展、关心和忧虑子侄辈的成长。
从文学价值上看，伴随着“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六朝的诫子书从实用性文体逐渐具有了更多的文学价值，语言修辞上渐趋注重文学手法，情感表达上直抒胸意，表现出格言性、真实性和恳切性的特点，为后代留下了充满文学色彩的诫子文本。
从文化意义上看，六朝身处动荡的时代，但不管父辈们在道德人格的实践有什么差别，不管他们拥有儒玄道佛哪种思想，在教子的时候都能秉承儒家的道德人格，以儒家道德塑造子辈，传达家族责任的背负与担当，传递对个体生命的焦虑与珍视。
这种家训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和文明得以渊远流传至今的重要方式，也为规范个人行为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文化繁荣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中许多名言至理至今仍闪烁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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