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广东新会市内出发大约30分钟车程，便到茶坑村。村里有间建于清光绪时期的老房子，门前一汪池塘，门上写着“怡堂书室”4个字，这里便是梁启超少年读书的地方，由他的曾祖父所建。如今房子里的陈设仍保留当年的样子，一片片青砖土瓦间仿佛还回响着百余年前的琅琅读书声。
在这方屋檐下，世代务农的梁氏出了第一代读书人——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梁家从此成为乡间受尊重的读书人家。当梁启超呱呱坠地时，祖父最大的梦想，便是这个幼孙能考中功名，出人头地，光耀门庭。
从某种角度来说，梁启超让祖父“失望”了。尽管他5岁开始学习儒家经典，8岁能诗文，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一时名动四方，但他很快就厌弃了科举，并最终走上了反抗千百年“祖宗之法”的道路。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梁启超又为梁氏门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本人的功业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还因为他养育了一群极为优秀的后人，使新会梁氏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家族。
随着梁思礼院士逝世，梁启超的9个子女已无人在世。当人们惊讶地历数梁氏子弟的杰出成就时，心中会升起一个共同的疑问：是什么样的“秘诀”，造就了这样一个群星闪耀的家庭？
满庭皆才俊
▲梁启超和长女梁思顺、长子梁思成和次子梁思永
梁家子女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应属长子梁思成。他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研究专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为“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他与夫人林徽因的爱情故事令人津津乐道，而他们夫妇二人踏遍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考察各地古建筑的壮举，更是一段传奇。正因梁思成的工作，使中国古代建筑在国外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他和林徽因都是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之一。他在保护文物古建筑方面付出的卓绝努力，尤其令今人感佩。
除梁思成、梁思礼外，梁家还有另一位院士：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他是考古学家夏鼐口中“中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被公认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年少即立志于考古学，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主持和参加过河南安阳殷墟、后冈遗址等重要考古发掘工作。1948年，他与兄长梁思成同时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传为一时佳话。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除了三位院士，梁氏其他子女也都各自有所成就。长女梁思顺擅诗词，通古文，国学功底十分深湛。她曾利用家中丰富的藏书选编《艺蘅馆词选》一书，颇受读者欢迎，多次再版。此书后来也成为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材料。
三子梁思忠与走上学术道路的兄长们不同，立志从军报国，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参加过淞沪会战。可惜他25岁时就因病早逝。
次女梁思庄是我国图书馆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回国后，先是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学界公认，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几代学者因此受益。
梁启超去世时，家中还有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4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受父亲的直接教导不如哥哥姐姐多，学业也都受到战乱的影响。但凭借自己的努力，他们后来都成长为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其中，四子梁思达是南开经济学硕士出身，一直从事专业工作，参与过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三女梁思懿学生时代便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上世纪40年代一度留学美国并任教，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立即回国，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后来还当选过全国政协委员；四女梁思宁在抗战爆发后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亲身经历了前线的流血牺牲，陈毅元帅曾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还有刚刚去世的火箭专家、老幺梁思礼……
这样一个精英辈出的家庭，必定不是偶然。
▲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左起）在天津“饮冰室”前。
在子女面前十分“肉麻”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梁启超也是个另类的父亲。
一般传统的中国家庭，总是“严父慈母”，父爱如山却无声。梁启超则不然，他常常热情洋溢地向孩子们“表白”，让他们知道自己有多爱他们。在家书中，他曾如此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在子女面前，这位“潮爹”可以十分“肉麻”。特别是对女儿们，他常把“宝贝”二字挂在嘴边。在给次女梁思庄的信中，他就曾这样写：“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很，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
在儿子们面前，虽然没有这种亲昵的称呼，但父子间也常常逗趣。三子梁思忠在美留学，担心父亲身体，写了6页的长信来提醒他注意健康，他便故作嫌弃：“好啰嗦的孩子，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
这位在思想界和政坛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甚至还会向儿女“撒娇卖萌”。晚年病中苦痛，他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写道：“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若顺儿在旁边，我可以撒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
▲梁启超抱着子女合影。
梁家共9个儿女，彼此间年龄差距很大，成长环境和性格也各不相同。梁启超会有意识地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感受到父亲的关爱，都觉得自己是父亲心中特殊的一个。在家中，每个孩子都被他取了专属爱称，比如管大女儿思顺叫“大宝贝”，三女儿思懿叫“司马懿”，小女儿梁思宁叫“六六”，小儿子思礼则被他俏皮地称为“老白鼻”（英文“老宝贝”的谐音）。梁启超去世时，梁思礼不到5岁，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但在长大后读到梁启超当年兴致勃勃记述“老白鼻”儿时趣事的文字时，他总能感受到独属于自己的那份父爱。
先有爱，才谈得上教育。而教育总是需要耗费大量心力。梁启超平生著述极多，仅1936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就多达1400万字，同时，又要忙于各种政治、学术活动，工作极其繁忙。但即便再忙，他依然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倾注在孩子们身上。
比如，流亡日本期间，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学校，他便亲自教授女儿梁思顺读书，甚至批改作文至凌晨。经济状况稍好之后，为了培养女儿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甚至在家里辟出一座实验室。
到晚年时，由于忙于办学办报、各地演讲，他自觉对思达、思懿、思宁的教育关注不够，于是决定让3个孩子休学一年，聘请家庭教师，专补国学、史学课，还要每日临摹书法。根据孩子们的表现，梁启超会给他们发奖品，通常都是他自己亲笔写的对联、横幅，内容大多是为人处世的道理。比如梁思达曾得到过用隶书所写的“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的条幅。孩子们得到奖品固然高兴，这些“座右铭”更是令他们终身受益。
梁启超对子女的学业十分关注，根据每个人的性情、才能，对他们的学习方向都有十分细致的考虑。但他从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子女，总是倾听孩子们的想法，给出自己的建议，让他们自主选择。本来，他很希望次女梁思庄学生物，但思庄尝试之后，自觉兴趣不大，他忙写信道：“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对于一时的考试成绩，梁启超也并不在意。他曾忧心忡忡地叮嘱梁思成，努力学习固然是好事，但不可“用力过猛”，若是“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梁思庄刚到加拿大时读高中，一次考试在班上只得了第十六名，十分沮丧。梁启超得知后，立刻写信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后来，经过努力，思庄的成绩名列前茅，梁启超欣喜之余，又鼓励道：“能进大学固甚好，即不能也不必着急，日子多着哩。”
“潮爹”梁启超的这些做法，归纳起来看似简单：父亲要对孩子表达爱，要为孩子的成长付出心血；一个家庭要有民主、平等的氛围；教育不能只看一时的成绩，更要看长久的发展……但知易行难，尤其对一位事业成功、公事繁忙且要面对9个子女的名人来说，更为不易。
▲青年时代的梁启超。
人生若无乐趣，要来何用
如果梁启超生活在现在，绝不会去写《我的儿子读哈佛》之类的畅销书——因为“读名校”“升官发财”之类，从来就不是他对子女教育的目标。
梁启超的子女中，读过所谓世界名校的不在少数，但大多学的不是什么“热门专业”。梁思成修建筑史，梁思永投身考古学，梁思庄学图书馆学，都不是能赚大钱的行业，甚至相当艰苦、冷僻。但对于子女的选择，梁启超都鼎力支持。梁思成毕业时，他专门筹集5000美元，资助梁思成和林徽因到欧洲实地考察西洋美术、建筑。梁思永要学考古，他就亲自联系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自掏腰包，让梁思永有机会亲身到田野考古一线。
事实上，梁启超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也会担心子女的前程。他本希望梁思成改学建筑工程，因为更容易找工作，但梁思成坚持要学建筑史，他便尊重儿子的决定。在国内时局不稳、政坛鱼龙混杂的情况下，他本不希望梁思忠读军校，但在儿子下定决心后，他就尽一切力量帮他报考。因为他相信，兴趣比什么都重要。他自称信仰“趣味主义”，曾说：“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除了要在自己的学业、职业中找到乐趣，还要在生活中寻找乐趣。他总是告诉儿女，除了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娱乐的学问”，因为“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在他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梁氏子女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梁思成除了绘画功底极好，还会钢琴、小提琴、小号等数种乐器，还曾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跳高第一名；梁思永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的诗；梁思庄能歌善舞；梁思达擅画画；梁思礼则酷爱古典音乐，在大学参加过古典式摔跤队，游泳非常好，还喜爱下象棋。一家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得益于梁启超的严格要求，每个人都写得一手好字。
在生活中，梁启超是个天性乐观风趣的人，“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词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还曾向儿女“自夸”道：你们可曾见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是一天以上的生气？
这些，或许是梁启超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人生礼物。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梁家人经历过战乱、贫困，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残酷冲击，无论遭遇何种困境，这份坚韧与乐观，都支撑着他们的尊严。
刚强的“妈”，慈爱的“娘”
成功的家庭教育，离不开父母双方的共同付出。梁家子女之教养，离不开梁家的两位母亲：李蕙仙和王桂荃。前者是梁启超的正妻，生下梁思顺、梁思成和梁思庄。后者是梁启超的侧室，生下梁思永、梁思忠、梁思懿、梁思达、梁思宁、梁思礼。这两位女性的出身有天壤之别，性格亦迥异，但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子女产生了很大影响。
李蕙仙比梁启超大4岁，是当时礼部尚书李端棻（音同芬）的堂妹，大家闺秀出身。1889年，李端棻出任广东乡试主考，阅卷时读到梁启超的考卷，十分赏识，见其文笔老辣，以为必是位苦读多年的儒生。梁启超中举后，按例拜见主考官，李端棻才发现他竟如此年轻，顿起爱才之心，将堂妹许配给了他。一个是名门闺秀，一个来自乡村的寒素之家，两人的婚姻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孔雀女”嫁“凤凰男”了。
但李蕙仙并不娇贵挑剔。嫁入梁家后，她亲自挑水、舂米、煮饭，侍奉公婆，与邻里相处融洽，在乡间赢得了贤良的名声。对于这位大夫人，梁启超极为尊敬。不仅因为李蕙仙贤良持家，更因为她有见识，支持丈夫的事业。梁启超刚到北京时，满口广东乡音，光绪皇帝召见他，因为听不懂他说话，只赐他一个六品官职。李蕙仙悉心助他改口音，使他此后与人交流再无障碍。戊戌变法失败后，李家因举荐梁启超受到牵连，李端棻被充军新疆，但李蕙仙对此毫无怨怼。梁启超一生数次涉险，李蕙仙从未拖过后腿，反而慨然道，父母子女都有我照顾，“君但为国死，无反顾也”。
李蕙仙身上，自有一种名门千金的做派。梁思成在清华读书时，曾被一辆小轿车所撞，肇事者是北洋政府军队高官。李蕙仙闻讯，立刻从天津赶来，亲自到总统府问罪，逼得总统黎元洪都不得不出面赔礼。这样一位刚强的女子，在家中自然也是立规矩的人，孩子们都有些怕她，但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她的影响。比如，李蕙仙缠小脚，走路很不方便，但她出门郊游、上山下山，从不肯让人扶。孩子们看在眼里，便知道要自强，不能娇气、怕苦怕累。她一生好学，年近半百还坚持每天学英文。
1924年，李蕙仙因病去世。不到5年后，梁启超也离世。此时梁家尚有3个孩子在海外求学未归，另有4个未成年的子女，最小的梁思礼还不到5岁。维系整个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梁启超的侧室王桂荃身上。
这位王桂荃，也是一名非凡的女性。她本名来喜，身世十分悲惨，4岁被卖去当丫头，多次转卖后随李蕙仙来到梁家。因性情敦厚，做事勤勉，深得梁氏夫妇的信任，18岁时，由李蕙仙做主嫁给梁启超当了侧室。除长女梁思顺外，其他孩子都是她从小呵护养育的。
在梁家，孩子们称李蕙仙为“妈”，称王桂荃为“娘”。在孩子们心中，“娘”更亲近、慈爱。梁思成、梁思庄虽不是她亲生，却如对亲生母亲一样依赖、爱戴她。梁思成小时候有一次考试成绩不佳，回家便挨了李蕙仙的打。王桂荃赶忙把他护在怀里，不料李蕙仙没收住手，打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后，王桂荃搂着梁思成，柔声劝导道：“不怕笨，就怕懒。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这些朴实的话语，梁思成记了一辈子。
这个出身低微的女子，在梁思成看来是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的人”。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她在身边随侍，没过多久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她本不识字，但平时督促孩子做作业时，在一旁默默听、默默看，就学会了读书看报。梁启超去世后，家中并没有留下太多遗产，孩子们的吃穿用度、留学费用，虽有已工作的梁思顺、梁思成的帮助，但主要靠她殚精竭虑地周转应付。在时局动荡的大背景下，她将每个孩子都培养成才。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革”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孤独地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文革”后，在梁思成亲手设计的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梁家子女们特意种下一棵“母亲树”，寄托对王桂荃的哀思。这株白皮松树“今已亭亭如盖矣”。立于树阴下，望着满园苍翠，遥想梁氏一门风云际会，对这位自始至终站在全家人身后的传统女性，更添一份敬意。
心中绝未忘一“国”字
在很多方面，梁家的教育是西式的，9个子女中7人都曾出国留学或工作。但骨子里，他们是传统的。这种传统来自祖辈，已浸入家族的血脉。
在距离茶坑村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个称为崖山的出海处，也是南宋亡国时水师与元军最后激战并覆灭的古战场。从梁启超记事起，祖父就常常讲起历史旧事：南宋忠臣陆秀夫，为保护幼主奋战元兵，最后走投无路，背起小皇帝投海就义，士兵等也跟着投海，无人投降。讲到悲情处，老人涕泪纵横。上元节到庙里，祖父也会一一讲解：“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着童年的梁启超，长大后，他的思想不断发展变化，但正如民国政界人士徐佛苏对他的评价：“四十年中，脑中绝未忘一‘国’字。”
这个字也随着他的言传身教，铭刻在子女心中。孩子们小时候，梁启超也喜欢在茶余饭后讲宋元崖山海战的故事。待他们长大懂事，梁启超便会与之探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他对时局之混乱、前途之未卜，都有着清醒甚至悲观的认识，但从未放弃过救国的信念：“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上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
这段话，似乎也是他一生的悲壮写照。他一生主张变革，上过书、参过政、四处疾呼，屡屡以失败告终，终不改其志。这份百折不回的爱国热血，同样流淌在他每一位子女身上——抗战期间，梁思顺陷在北京，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4个孩子，生活极为艰辛。她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但始终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三子梁思忠、四女梁思宁都走上抗日一线。
梁启超所有出国的子女，无一例外都在抗战中或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祖国。“报效祖国”这四个字，在梁家从来不是一句说来好听的空话，即便为此颠沛流离或蒙受冤屈，他们都如父亲当年，绝未忘一“国”字。
这正是世人如此敬慕梁氏一家的原因：国士风骨。在迭遭巨变的20世纪之中国，这般风骨撑起了民族的存续；在岁月已安稳，“各有稻粱谋”的今日之中国，这种风骨似已渐远。恰是梁家后人至今仍勃兴于各行各业的精英身份，仍镌刻于心灵的家国情怀，骤然提醒了我们，这风骨不曾离去，就在我们身边，是真正值得我们仰望的星空。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姜璐璐 李鹭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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