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离不开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更是家喻户晓，但大家好像对其中的墨了解并不多，也许是现代技术的发展，甚至有点漠不关心。笔墨纸砚，墨在“文房四宝”中排名老二，但如果按照年岁来说，其实更应该是老大，如果想搞清楚为什么，让我们进入历史，了解墨的发现和发展。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已开始把天然墨用于美术装饰了。文字发明后人们又用墨写字，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除大量镌刻的文字外，还发现有用朱书和墨书的痕迹，后经科学鉴定甲骨上的红色笔迹为朱砂，黑色笔迹则为碳素单质。可见，殷商时代我们的祖先已掌握了天然墨的性能，并用于书写文字。
考古出土墨块
宋代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记载说:“上古以竹挺点漆而书”，这里的“漆”可以算是墨的雏形了。但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是竹而并不是笔，更不会是毛笔，宣纸的发明大家就更清楚了，而砚台更应该是因墨才有，所以如果按照年龄来说，墨才是文房四宝的老大，毛笔只能算二哥。
西周时期，出现了人造墨。据《述古书法纂》载，早在西周的周宣王时“邢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这是我国古代关于人造墨的最早记录。
关于这一 点在徽墨的故乡安徽歙县、休宁一带有过这样一个传说：有一天，邢夷在溪边洗手，看见水中漂浮着一块松炭，无意中随手捡起，手上染了黑的颜色他很是诧异，后来取之回家，捣碎成灰用水和之并不凝结，随手用粥饭之类的黏性物拌和效果很好，从此就用手搓成扁形或圆形的块状。这个传说的真假姑且不论，但墨的发明确实 有一个从偶然到必然的过程。罗小华一池春绿墨，直径 8.0 cm，厚1.3cm
春秋战国时期，墨被广泛用于文字书写，人工墨因质量优于天然墨而逐渐被认知并得到推广。到了秦汉时期，以松烟墨为代表的人工造墨技术有了可喜的进步。东汉时出现了墨模，使墨的式样趋于规整。时至汉朝，宫廷内专门设置了掌管纸、墨、笔文房用品的官员。东汉学者应劭在《汉官仪》中记载说: “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麋大小墨两枚”。
1953年，河北省望都附近发现的汉墓壁画中，“主记史”座前放着三足砚，其上竖着一锭墨，边上有水盂，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有墨使用场景记载的图像资料。
另有史籍显示，汉代制墨已有了一定规模，其产墨区已遍及陕西扶风、麋阳、延州以及广东的许多地区，其中以麋阳所制的墨最佳，故古人诗文中也有称墨为“麋”的记载。从汉到魏晋、南北朝，虽制作墨的人数不多，但墨的质量却不断提高。
三国魏时，书法家韦仲将总结前代经验，采用“好醇松烟干捣，以细绢簁于缸中，簁去草芥。烟一斤以上，好胶五两，浸梣皮汁中。可下去黄鸡子白五枚，亦以真珠一两，麝香一两。皆别治细簁，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之法。
制出了被人誉为“仲将之墨、一点如漆”的佳墨，并首开以贵重药物制墨先河。到了晋代，制墨技术进一步科学化，发明了用胶配制成墨，使墨的质量大有改善。
唐朝末期“安史之乱”以后，河北、山西一带战火频仍，社会经济受到重创，百姓流离失所，许多制墨工匠纷纷背井离乡逃向江南，以谋求新的生活出路。在这种 背景下易州著名墨工奚超带着儿子奚廷珪来到江南富庶之地歙州，安营扎寨，重操旧业。
图为李鸿章所用墨锭
千年黄山古树和清澈的水源，使奚超父子看到了制墨的希望。他们改进了捣松、和胶等方法，形成了一整套操作规程，所造之墨在品质上超过了易州墨，被人誉为“丰肌腻理，光泽如漆”，赢得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廷珪父子被封于“墨务官”并赐给国姓。从此奚超改为李超，奚廷珪改为李廷珪，以此“李墨”名满天下，被誉为“天下第一品”。
而后李氏父子又将造墨技术授予耿姓和盛姓，一时皖南歙县、休宁等地墨家林立 世代相沿，“徽墨”声誉越来越好，深得士林珍爱。李墨的出现，可谓是中国制墨工艺趋向成熟的标志。
宋代制墨业十分繁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油烟墨的创立，开辟了中国制墨业的新领域。
千百年来制墨主要以松烟为原料，由于常年累月取古松烧烟致使松林被砍伐殆尽。宋代科学家沈括在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中说：“今齐、鲁间松 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面对松树大量砍伐墨源严重枯竭，沈括提出石油烧烟的科学见解。他说：“石油至多，生于地下无穷，不若松 木有时而竭。”在松木资源大量减少，用墨需求又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寻求新的制墨原料已迫在眉睫，于是一种新的制墨原料油烟应运而生。
第二，制墨从业人员众 多，名家辈出。
宋代制墨名家见诸史册的多达一百余人，张遇、潘谷、吴滋、戴彦衡、沈珪、叶茂实最具代表性。他们在选料、配方、烧制、用胶、捣杵等工艺方面 都有独到之处，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制墨范例。
第三，达官贵人及文人墨客与制墨工匠交往密切，互磋技艺，在制墨史上传为佳话。
宋徽宗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书 法绘画方面颇有天赋，他创造的：“瘦金体”书法名传千古，他喜欢墨懂墨，还亲自实践制墨。据明屠隆《考槃余事》记载：宋徽宗曾经采用烧苏合油取烟制 墨， 50克的墨价值黄金500克，由于配料昂贵，制作方法独特，别人难以仿制故被称作“墨妖”。北宋的大文豪苏轼也是一位制墨爱好者，此外如秦少游、陆 游、黄庭坚等文人也都有制墨经历。
御园图集锦墨，选自故宫、西苑、圆明园三处的四十个景观，以四十锭构思巧妙、形态各异的墨加以呈现，其品数之多、雕刻之精，为制墨史上罕见。
安徽歙县人潘谷一生致力于墨业，其“布衫漆黑手若龟”，所制之墨，遇湿不败，香彻肌骨，墨研至尽而馨香不衰，被苏东坡誉为“墨仙”。特别是其所制“狻猊”“松丸”“枢廷柬阁”等墨，均被誉为神品，极受宫廷显贵喜爱;安徽黟州张遇烧油取烟，配以麝香、冰片、梅片、金箔等加胶质而制墨，史称“烟墨”。
明朝黄长吉玉兰形墨
他所制之墨，品质绝佳，供宫廷御用，名震一时。当时远在吉林长白山一带的金章宗，曾派专人前来购买他制作的“麝香小御团”墨，供宫中画眉专用; 1977年春，江苏省武进县村前蒋塘大队南宋墓，出土半枚叶茂实墨，墨挺坚致如玉，光泽如漆，是宋墨珍贵的实物资料。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因君主皆轻视文事，制墨业未有特别的发展，但尚能延续宋的余风，保持原来的成就。此期制墨以朱万初为代表，他取墨材为摧朽之松三百年不坏者，所制烟墨极佳。及至明朝，在工商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了一定萌芽的条件下，过去秘而不传的制墨方法被广泛利用，墨的生产又向前发展一大步，并出现了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邵格之“四大名家”。
这时，久享盛名的徽墨开始出口，行销日本、东南来等地。清代制墨业在明代制墨业的基础上，更加多元和完善，出现了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制墨“四大家”，并有“天下之墨推徽州，徽州之墨推曹氏”之说。1914年，曹氏徽墨参加东京博览会获金质奖章。1915年，胡开文后裔制作的“地球墨”参加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受一致好评，获得金奖，再次为中国墨争夺了荣誉。
这枚地球墨的构思精巧，制作精美，也是我国制墨史上罕见的精品。它通体饰金填彩，呈厚厚的扁圆形，稳重结实而又不失圆形球状。直径为１２．２厘米，厚１．５厘米，重３６５克。墨的两面与地球仪十分相似，绘有清晰的经线和纬线，两面分别代表了东西两半球。在墨面上世界七大洲、四大洋等生动形象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并且您还能发现世界各国的国界以及他们用中英文标注的首都。
地球墨由胡开文墨店的创始人胡天注的儿子胡余德在１９１５年制作完成。收藏时，此墨可装置于锦盒、漆匣内；陈设时，配置底座，可成为实用的地球仪。地球仪如今作为一种普通的教具，并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但是在此墨制成的１９１５年，中国仍处于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禁锢下，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仍停留在“天圆地方”的概念中，而胡开文墨庄能仿制地球仪，将其成功地设计成墨品一款，非常具有超前意识。
清末，安徽进京赶考而未能及第的书生谢松岱，想起当时在考场上研墨的情景，深感研墨太费时间，耽误了答卷。于是，他亲自动手试验，经过多次的选料研制，终于摸索出用油烟加上其他辅料可以制成同墨块效果相同的墨汁。于是，他放弃了考试做官的念头，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生产经营墨汁的店铺，亲手书写匾额“一得阁”，悬挂于门前。
自此，“一得阁”的声誉不胫而走，蜚声京城。然而，自道光皇帝起，制墨业开始走下坡路，到同治、光绪年间处于最低潮。加之帝国主义的入侵，制墨所用的漆和桐油被大量掠夺出口，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制墨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地区渐渐恢复了传统的制墨工艺，生产出一批质量不错且很有声誉的产品，备受书画家们的好评，还多次被遴选为国家礼品。
图为物理学家牛顿定制的彩色墨锭
而今，随着当代书画艺术的兴盛，墨汁的使用更加广泛，中国古老的墨受到了冷落，但不少书画家发现墨汁虽方便快捷，但作品出来的效果不如用墨锭磨出来的层次感好。好墨锭磨出来的墨色能做到“清、透、厚”，笔触清晰不怕叠加，墨色层次丰富，甚至有堆积感，因而市场对墨锭的需求又逐渐显现。
为满足这种需求，安徽几家墨厂在生产墨汁的同时，仍在生产各种类型的墨锭，使徽墨的传统得以延续。其实，墨不只是书画的一种材料，中国墨千年的传承发展，更是中国独有的墨文化。
限于篇幅，明天将分享璀璨的中国墨文化，不但有趣闻轶事还会有选墨研墨的技巧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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