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文化的首次大劫难：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术士、儒士的事件。

　　焚书坑儒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第二年，两个术士（修炼功法炼丹的人）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焚书坑”及“坑儒谷”遗址坑杀。此即为“坑儒”。两件事合成“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治思想文化而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在诸侯割据称雄的战国时代，制度混乱不一。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当时“田畴异亩，东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统一以后，采取种种措施在政治、经济上巩固统一。但是，仅仅实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对于巩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庞大的封建专制帝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这一措施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给中国思想文化史带来了第一场重大灾难。

　　战国时代诸侯纷争，虽然经济上造成很大摧残，但思想文化却是空前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学术团体都流行游动于世。仅从学派来讲，就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杂家等所谓“九流十家。”从思想方面来讲，各家学派各抒己见，相互诘难，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学术思想的繁荣昌盛，迎来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随着封建国家的统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趾高气扬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强化他政治、经济上的专制权力的同时，也要开始推行文化思想上的专制统治了。不过，他并没有准备一开始就对文化思想领域采取残酷的手段，从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建立统一政权开始，到实施焚书的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8年间，曾从六国的宫廷和民间搜集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同时又征聘70多位老学者，授以博士之官。还召集了2000余人的学生置于博士官之下，命之曰诸生。其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对古典文化进行清理甄别，以**的力量禁止不利于封建专制政权的书，奖励那些对秦政权有利的书籍。诚如秦始皇自己所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因此，秦政权不仅对70位博士优礼备加，而且对于诸生也“尊赐之甚厚”。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按秦始皇的本来设想进行，这些博士和诸生都是旧时代的学者，满脑子都是旧文化和复古思想，认为复古周礼的儒家思想都是好的。所以，他们不但对加强专制统治思想没有帮助，反过来对秦始皇的所为指手划脚，说三道四。而秦始皇恰恰是个蔑视儒家、推崇法家思想的人，他十分崇拜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认为这才是富国强兵，超越三皇五帝的唯一妙法，所以对博士诸生的表现心有不满。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提出废郡县，立分封，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命令群臣议论，丞相李斯谬其说，绌其词，上书皇帝曰：过去天下散乱，没有能统一之者，所以诸侯并起，“语皆道古而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不便。”李斯这番利害析说，使始皇大为称是，准许了李斯提出的焚书的建议，即除去秦国的历史书籍以外，其他史书及《诗》、《书》百家语之类全部烧毁的建议。除博士官掌管的图书和农书医书及求神问卜之书外，各地所有一切藏书全部交到当地官府烧毁。命令下达后30天之内不烧者，判刑服劳役。下令今后如还有人敢于议论诗书，判死刑。以古非今者全族处死。官吏知道而不揭发者治以同罪。李斯的一个建议，就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不到30天，秦以前的古典文献，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事件。

　　在秦始皇采取愚蠢的焚书措施后仅1年，又发生了“坑儒”惨剧。秦始皇知道，书虽然焚了，但人的思想无法焚掉，在自己的政权机构中，还有部分怀有复古思想的旧贵族掌管着文化事业，对这些人必须加以清除。但以什么为借口呢？

　　秦始皇是一个具有数重性格的人，即有他披挂上阵，统率千军万马吞灭六国的雄勇气概，又有其迷信神仙，贪生怕死的怯弱心理。当他统一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开始，他就迷上了神仙方术，重用方士，炼丹求药，不惜耗费巨额钱财，派人去远海深山寻求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有两个替他寻求长生不老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明知仙药根本就是没有的，他们无非是为诈取富贵而已。

　　时间已久，怕骗局终归败露，乃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听了这一消息，龙颜大怒，指责方士“韩众等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以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并告知天下，以惩戒后。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坑儒”事件。坑儒事件并不只这一次，在此后又接连发生了第二次、第三次屠杀。《文献通考·学校考》云：始皇“又令冬种瓜丽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秦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计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各数十人。然此秦之于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

　　秦始皇采取极其野蛮粗暴的方式“焚书”、“坑儒”，希望以此残酷的手段达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充分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残酷和皇帝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焚书摧残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所形成的文化繁荣局面，使祖国文化宝库蒙受了灾难。坑儒则沉重地打击了儒家学派及广大知识分子，使法家学说完全官学化。而秦王朝就是因为独行法家严酷理论才导致速亡的。

　　造就了中国“大一统”格局

　　“焚书坑儒”一直是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现在某些人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敲骨吸髓。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从感情上来说，老僧也觉得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手段过于激烈，对当时的儒生们的确是太过残酷，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缓和的一些方法。不过如果要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最好从该事件产生的效果来评价，而不要采用道德或者感情的标准。那么焚书坑儒的历史效果是什么呢？我认为通过这件事情之后，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格局。

　　先来看看“焚书坑儒”的实质，“焚书坑儒”的实质其实是统一思想的运动。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而当时最大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而当时六国贵族，也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

　　所以，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几个儒生茬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明显的。虽然统一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一不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秦朝“坑儒”，和汉朝的“尊儒”，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实际上从汉朝以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阳儒阴法”，或者是“实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采用儒家观点，实际上却是法家的手段。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法家强调的是权、术、势，古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帝王术，作为驾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仁和礼最大的益处就是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用采取暴力措施，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而当年秦始皇由于没有认识到可以儒学是可以利用的，所以采取了激烈手段。焚书坑儒这种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它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造成文化史上难以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