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牧誓》以及牧野之战的浅谈

　　发生在公元前1046年的周武王伐纣无疑是一件十分重要的的事。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世的影响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意义与价值，更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去探讨。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者从武王克商之中看到了儒家学说中吊民伐罪，恪守天命的道理。还把胜利者周武王刻画成了一个理想的君主形象。而在社会主义中国也有一场关于这场战争性质的争论。范文澜等西周封建论支持者认为武王伐纣是一场社会革命。中国由此进入了封建社会。而郭沫若等战国封建论支持者则否认这是一次社会革命，并认为这只不过是统治权的一次转移，一次改朝换代罢了。可见武王克商这场三千多年之前的战争已深深铭刻在中国文化当中。本文并无意讨论战争的性质或者是敬天法祖的儒家学说，而只是想把注意力放在战争本身的几个具体问题上。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奇缺，而现存的如《尚书》，《竹书纪年》等书的真伪性都有较大的争议，作为比较可信的史记成书与西汉武帝年间，距离武王克商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书中关于这场战胜的记载也多有纰漏{如说商军参战人数有七十万之众，按商周时期乃是我国奴隶社会，原始的奴隶制经济决定了商王断无可能派遣如此庞大军队。况且根据河南安阳妇好墓的出土文物发现，武丁时作为全国军队统帅之一的妇好也只是带领几千军马而已。武丁距纣王只有两百余年}给本文的资料选择增大了难度。然历朝历代的学者还是对战争本身做出了许多考证。如王国维在《生霸死霸考》中对武王进兵的时间的考证，以及陈昌远对武王进军路线的考证。我想在这里探讨的乃是有关武王在《牧誓》中对商纣王的指控以及在牧野之战中商军奴隶的倒戈问题。

　　“今商王受，维妇言是用.”纵观《尚书》中，说商纣王好色的记载可谓是比比皆是。周武王在牧野之战的两年之前即在孟津与各方国首领观兵的时候就曾说过商纣王‘沉湎冒色’《泰誓上》，‘淫汹肆虐’《泰誓中》，‘作奇技淫巧以悦夫人”《泰誓下》。就连商王朝的臣子也承认了这一点。《西伯伐黎》中写道：天子，天既迄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唯网淫戏用。然并未指出纣王所爱妇人姓名。至《国语》才有谓：:有苏氏女，妲字己姓也”的说法。太史公在《商本纪》也采取了这种说法。云：好酒乐淫，娈归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但是，这种说纣王谓妇人是听的说法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的。在牧野之战之前的记载中，都是只记录了纣王好女色而并未提及其维妇言是用，更为重要的是，在记载武王克殷的《武成》篇中，武王在行军途中向神明祈求保佑的青词中也没有只言片语说道纣王维妇言是用.。况且要看到的是，职责商王好色的记载大多是与纣王嗜酒的记载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的是，这两样行为在传统道德方面也经常被联系在一起。被认为是君主的恶习。有一则往往二者兼有。然纣王好酒乃是经过出土文物证实。据《大盂鼎铭》云：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粤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杞。相比之下，说纣王好色更像是说他嗜酒的附加物。即便是有，也绝无维妇言是用的程度。须知《牧誓》乃是两军临战前所做的讲演，其第一要义是激励军队，鼓舞士气。这样的记载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了。

　　牧野之战中，周军兵力为“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克殷解》。另外还有其他各个方国的军队。而商军人数应远大于此。《诗经--大明》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于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左传宣公十五年》：“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而战斗过程按《武成》说;“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柱。”似乎可以看到，占据人数优势的商军之所以战败，是和他奴隶的倒戈分不开的。孟子曾经对此说表示怀疑。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也，取二三策而已。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柱乎?《孟子-尽天下》。认为周军兵不血刃即结束战斗，进来也有人凭借此认为商军并没有发生倒戈现象。杨宽先生在《西周史》中考证，认为商军之败是由于统治阶级日益腐化，对人民施行暴政;以及商王朝对各个方国的大肆征伐所引起的。而周军的胜利则是因为姬姓姜姓的贵族联盟团结一致的结果。但是，书中也提到了商军奴隶的倒戈行为并肯定了其的存在。其实，以商军之众抵御周军，在士气低落的情况下发生倒戈现象也是利索当人的事。在1976年临潼西段窖藏坑出土的利盘上的铭文是关于武王伐商的记载，与《尚书》，《史记》的记录也相吻合。故而我们可以说，牧野之战中商军倒戈之事曾经发生过。

　　前文说到，先秦时期的史料十分缺少，即便有也是可信度有限。而商纣时期的甲骨文，青铜器则不同。作为商纣时期的物证较少收到后人的篡改，可信度也比较高。所以本文在探讨问题时候都会把青铜器铭文作为最重要物证。这种方法虽然有些武断，但在我认为这是比较可行的方法。即使以文物来证明古书之非。另外，我想有关我所探讨的这两个问题应该都有前人论述，但此文也可作为我的一家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