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两种人而已
一般来说，一个人被贬了以后，会呈现两种姿态。
第一种姿态是，彻底趴下了。即便以后站起来，也不敢再叫板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就是这类人的杰出代表。
遥想唐朝，韩愈为了劝谏信佛的唐宪宗，呈上了一篇千古名文《论佛骨表》，痛骂佛教对唐朝的危害，更痛骂皇帝不务正业，只会信佛玩乐，等等。结果，这些义正词严的话，把唐宪宗惹怒了，这位皇帝大笔一挥，就把韩愈发配到潮州去了。
史料记载，到了潮州后，韩愈立刻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反复陈述自己现在穷困潦倒的生活，并大吐苦水，说潮州的环境如何如何地恶劣，自己的身体如何如何地孱弱，等等。此外，韩愈还大肆吹捧唐宪宗，说他是唐朝最伟大的英明君主，没有之一，希望皇帝大人不记小人过，不跟自己计较，等等。
可见，韩愈就是想通过摇尾乞怜的姿态，博得唐宪宗的同情，好离开这个蛮荒之地，重回富庶的京城。
像韩愈这样的，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大家可以想象，历朝历代，甚至我们现在的身边，都有这种人。
每当谈论国家或公司大事时，这种人都会慷慨激昂，好像真的有肩担道义的决心和勇气。可是，一旦被贬入地方或者是降职罚俸了，这些人就彻底了。他们会忘记自己的初衷，马上写一些凄凄惨惨戚戚、哀哀怨怨、催人泪下的东西，以博得上司的同情，好回到先前的位置上，重新获得失去的那一切。
除了这种一旦被贬就彻底趴下的姿态外，另外一种则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打击，都不会趴下，更不会认。
范仲淹，就是这种人的杰出代表。
史料记载，范仲淹在离京前，专门写了一篇千古名文《上资政晏侍郎书》，送给自己的老师晏殊，用来感谢他对自己的栽培、知遇之恩。
在这篇文章中，范仲淹是这样告诉老师的：我范仲淹是一个“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的人，假如朝廷重用我，我会比今天干得更好，也不枉老师推荐我一场;假如老师喜欢那种“少言少过自全之士”的人，那么这种志于禄者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您又何必推荐我当官?
可见，即使范仲淹被罢官了，也绝对不会低下自己高贵的头，去苟且偷生、去叫苦求饶。
在这篇《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范仲淹第一次向天下展示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并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
这种思想，就是范仲淹津津乐道的“天下两种人”之说。
史学家们认为，在痛骂晏殊时，范仲淹的这种思想，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在他的思想体系里，中国的朝廷上面站着“两种人”。这两种人，可不是什么文臣、武将，而是从政治、思想、道德层面上划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两种人。
对这两种人，范仲淹的定义是：一种是忠于道的人，称为忠臣，或曰“君子儒”;另一种是忠于禄的人，称为奸臣，或曰“犬儒”。
范仲淹认为，忠于道的君子儒，是一群坚守孔孟之道的人，是一群相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的人。在这些君子儒心中，有一个永远需要捍卫的“道”。志于此道者，虽高居庙堂，也心系天下，为道统而活，守孔孟之道。志于此道的官员，更以一种“帝王师”的人格标准来鞭笞自己，把自己当成天下的典范。“帝王师”们面对暴君、昏君时，会挺身而出、冒死直言，即使粉身碎骨，也要规劝皇帝，而不顾忌自己的个人荣誉、身家性命。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虽九死而未悔也……志于此道者，此之谓也。
反之，范仲淹认为，忠于禄的犬儒，是一群奸臣、小人。这是一群信奉“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有奶便是娘”，疯狂地痴迷着金钱的人。这是一群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他们可能也懂君主之道，但他们宁愿抛弃所有的原则，匍匐在皇帝的脚下，一切以皇帝马首是瞻，毫无原则。只要皇帝给够他们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封妻荫子，这些小人就能完成皇帝的一切“愿望”。至于皇帝的愿望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劳民伤财、是不是祸害国家，这些犬儒全都不管。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皇帝高兴，让自己挣钱，其他的东西，全都免谈。一切向钱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志于此道者，此之谓也。
因为在朝廷上有这么两种人，所以范仲淹在《上资政晏侍郎书》总结道：“夫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人，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为?斯二党者，常交战于天下。天下理乱，在二党胜负之间耳。
可见，在范仲淹的眼中，志于道者为一党，志于禄者为一党。这也是他第一次，悟出一个崭新的词语——朋党。
后来，朋党一词，困扰了整个北宋一朝，不仅摧毁了“庆历新政”，也把这个王朝推向了地狱的谷底。
重回朝廷
虽然被贬到了地方，但范仲淹根本没把贬职当回事。对于他这个君子儒而言，即使远离朝廷，也心系天下。
这不，在河中府当通判期间，范仲淹接连上了《论职田不可罢》《奏减郡邑以平差役》《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等奏折，继续向朝廷谏言，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
像这种帝王师的人才，自然不会被朝廷埋没，而会被宋仁宗重新委以重任。
史料记载，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刘娥刚刚病逝，宋仁宗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清理朝廷，颁布自己的用人原则了。
什么用人原则?凡是阿谀奉承、跟刘太后关系密切的官员，一个不要;凡是直言犯上、跟刘太后对着干的官员，全部加官。
在这种背景下，宋仁宗自然想到了那个痛骂刘娥、逼太后归政的范仲淹，还有那个受连带责任，一起吃瓜落儿的晏殊。宋仁宗把他们召回朝廷，并委以重任。
这里多说一句，晏殊当年被范仲淹连累，本以为永无出头之日了。万万没有想到，结果竟然沾了范仲淹的光，不仅风风光光地回到了朝廷，还成为副宰相。
可见，晏殊的“命”，真不是一般的好，也不是一般的强!
言归正传，范仲淹重新回京后，宋仁宗大笔一挥，授予了他一个左司谏之职。至此，范仲淹得到了一个实权，他准备甩开袖子、大干一场了。
是的，他确确实实是大干了一场。
当时，范仲淹刚刚回到朝廷，就跟当年的寇准一样，给皇帝狠狠地下了一剂猛药。其方式，让皇帝下不来台;其结果，让皇帝哭笑不得。而且，范仲淹比寇准狠，他不仅“折腾”皇帝一人，还彻底“得罪”了满朝文武，让所有官员心中憋屈无比、无法释怀。
明道二年(1033年)，江淮一代发生了旱灾，当地老百姓食不果腹、苦不堪言。
见百姓如此疾苦，范仲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多次奏请皇帝，毛遂自荐，去江南赈灾。
虽然范仲淹有一颗救国救民的心，但皇帝刚刚亲政，正忙着筛选群臣，就把这件事情给耽误了。
见自己的奏章石沉大海，范仲淹大怒。在一天早朝时，范仲淹持笏出列，厉声道：“请皇帝绝食半日，自省其身!
宋仁宗直接就蒙了，说我干什么缺德事了，就要自省其身?还要绝食半天，范仲淹你疯了不成?
范仲淹怒斥道：“皇帝半日无法进食，就如此惊慌;江淮百姓已经数日没东西吃了，陛下为何不闻不问!
一听这话，宋仁宗悚然醒悟，立刻调集赈灾物资，并委派范仲淹前去赈灾。
史料记载，范仲淹到达灾区后，立刻展现了自己长期治理地方的能力。在赈灾的开始阶段，范仲淹一不发放物资，二不开仓放粮，他首先亲自考察当地的各级官员。那些在赈灾过程中表现优秀的官员，都得到了提拔和奖励;那些在赈灾过程中无所作为甚至贪赃枉法的官员，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最后，在细细地筛选了一遍这些官员后，范仲淹得到了一个高效、廉洁的赈灾团队，他这才开始赈灾。
可想而知，有一个如此高效、廉洁的赈灾团队，范仲淹的赈灾过程顺利无比，甚至事半功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顺利解决了灾情，让江淮一代的百姓安居乐业。
在赈灾期间，范仲淹也不忘未雨绸缪。为了防止灾情重新上演，范仲淹向朝廷进献了各种防灾的方案，这些方案包括兴修水利、减免赋税、奖励耕作、精简政府机构，等等。对于范仲淹的这些建议，宋仁宗欣然接受，并下令通告全国，以此为鉴。
对于范仲淹的这些举动和建议，宋仁宗很支持，但是，对于范仲淹带回来的“礼物”，宋仁宗就有点儿不理解，甚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赈灾结束后，范仲淹奉命回京。面见皇帝时，范仲淹除了汇报赈灾工作外，还带来了一件礼物——足足数麻袋的草根和树皮。
对于这些东西，宋仁宗不甚理解。范仲淹就解释道：“启奏陛下，这些草根和树皮，都是当地灾民充饥的食物。臣把这些东西拿回来，希望王公大臣们都能品尝一下，体验一下民间百姓的疾苦。
这个招数，够狠、够味……
史料记载，听完范仲淹的话后，宋仁宗感慨颇深，他同意了范仲淹的请求。第二天早朝时，宋仁宗下令，每一位大臣在下朝后，都要领一些草根和树皮回去充饥，并写一篇心得体会(太狠了)。
可想而知，大臣们这个恨呀，但也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了。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京城的奢靡之风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大臣们再也不敢奢侈攀比、铺张浪费了。
单凭此事，范仲淹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必将扶摇直上，直冲九万里。
除了会治理国家外，范仲淹还特别会做人。没过多久，范仲淹又干了一件漂亮的事情，让皇帝刮目相看，并增加了无数的好感。
原来，刘娥病逝后，宋仁宗开始清理刘娥的余孽，好打造自己的政治班底。在这种清算运动中，文武百官人人自危，谁若不小心说了一句刘娥的好话，就有可能被当成太后的余党，被排挤、被清算了。
对于官员这种人人自危的现象，范仲淹认为大可不必。毕竟大家都是混一口饭吃，当年在刘娥手下时，谁没说过刘娥一句好话。如今，因为这么一句恭维的话，就要被罢官，何必呢?
于是，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范仲淹又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
在一天早朝时，范仲淹启奏道，说刘娥垂帘听政时，自己说了她不少坏话，导致去地方待了好几年，但是今天，我得替刘太后说几句好话。范仲淹道：“刘太后生前，虽然有种种不好，但她有养育、辅佐君王的大恩。若无刘太后，陛下如何平安地长大成人?若无刘太后，陛下如何顺利登基?若无刘太后，天下怎么可能如此太平?因此，臣启奏陛下，请念及刘太后的恩情，不要再打扰刘太后的英灵了。
听完范仲淹的话后，宋仁宗百感交集，想到刘太后对自己的养育、辅佐之恩，宋仁宗立刻颁布了一道圣旨：“从今以后，再有上书诋毁、诽谤刘太后的官员，全部严惩不贷。
至此，范仲淹化解了这场朝廷危机。
从此以后，官员们再也不会战战兢兢地上班了，也不会被刘娥的事无故牵连了。而通过这件事情，皇帝也修复了与母后的关系，获得了一个仁德之君的美名。
通过这些“出彩”的事情，皇帝越来越器重范仲淹了。官员们也相信，凭借着皇帝对他的欣赏和喜爱，范仲淹的升迁之路将一帆风顺。假以时日，他必将位极人臣。
然而，命运就是这样地荒诞不经。没过多久，因为一件事情，范仲淹就亲手摧毁了自己的良好形象，从一个皇帝信任、尊重、喜爱的大臣，一落千丈，变成了一个让皇帝讨厌、痛恨、仇视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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