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汉景帝，朱元璋在世时，为了子孙的千秋万代，利用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大开杀诫，几乎杀光了明朝所有的开国名将。他万万没有想到造反的是他最优秀的四儿子朱棣。建文帝面对皇叔的造反，几无可用之将。
在中国历史上，重演了两次皇帝削藩、藩王造反的战争。但战争的结果，却截然不同。西汉王朝的汉景帝削藩，以镇压七王之乱而告终，继续延续了“文景之治”的汉景帝时代;大明王朝的建文帝削藩，以建文帝下台，造反的藩王朱棣取而代之而告终，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时代。战争之后都是盛世，但皇帝不同。前者是皇帝仍继续当他的皇帝，后者是藩王当了皇帝还开创了一代盛世，两个朝代，两种不同的极端结果，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一、汉景帝的统治手段比建文帝高明得多
同样是皇帝，汉景帝比建文帝高明得多。汉景帝是开创“文景之治”的皇帝，可说是雄才大略。西汉皇帝之中，汉景帝刘启可以说重重地写上了一笔，刘启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在他当太子时，就曾因为下棋争个高低暴打吴王刘濞之子刘贤，而且还出了人命，竟然一棋盘把刘贤给拍死了!当了皇帝后，刘启也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晁错是个忠臣，向他提出了削藩的建议，但他为了平息叛乱，竟然答应了叛王们的要求，腰斩了晁错。这样的狠心，比乃祖刘邦丝毫不逊色。从这一方面看，建文帝比汉景帝就软弱得多，他的叔叔朱棣都造反了，他还对朱棣下不了狠手，告诉前方的将士们不得杀害皇叔，期望以后有和解的机会。但人家朱棣可不这么想，他是一心想除去侄皇帝而后快的。
刘启的统治，也比建文帝高明得多，他为人节俭，不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他重农抑商，劝勉农桑，禁谷酿酒，禁粟喂马，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实行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使国力得到很大提升，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在对待叛乱上，为了国家的统治，他决策果断，不管是杀晁错，还是派周亚夫平定叛军，从不优柔寡断。而在这方面，建文帝就表现得不尽人意，不具备一个帝王的优秀特质。
建文帝是一个书生皇帝，他拜三位大儒为师，如果论学问，建文帝重用的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无人能出其右，但如果论兵法作战，这三位可说都是纸上谈兵的人物。秀才遇到兵，如何战而胜之?所以，建文帝的“建文新政”跟汉景帝的“文景之治”不可同日可比，建文帝的治国经验和平叛手段，比汉景帝差了何止一大截。
二、朱棣的英明雄武比刘濞高出一大截
同样是造反，西汉王朝的刘濞跟大明王朝的朱棣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刘濞虽然也是马上王爷，曾经在秦末帮助刘邦打天下立下战功，但跟朱棣比，就差了许多。刘濞造反时，表面上是七王之乱，声势浩大，但这七王并不团结，刘濞也没有统一指挥七王的权威和能力。所以，所谓的七王之乱，真正铁了心造反的，只有刘濞一王。其他各王都是看风使舵的角色，对于造反配合不够。刘濞也不是善于听从合理化建议的明主，他拒绝了田禄伯的分兵建议和桓将军的长驱直入建议，失去了出奇兵作战的战机，使周亚夫从容截断了他的粮道，终于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最后兵败被杀。
而朱棣是朱元璋所有皇子中最厉害的皇子，曾长期与蒙古人作战，两次率师北征，招降过蒙古乃儿不花，生擒过北元大将索林帖木儿，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虽只北平一城之地，但其军队却是明军中最精锐的，军事实力在诸王之中占据魁首。
不只如此，朱棣具有司马懿般的隐忍狡猾性格，装病欺瞒建文帝，暗自招马买马，其志就在问鼎帝位。朱棣造反，北方诸将多为其旧部，因此投降者众，这为朱棣提供了先天的成功条件。朱棣的军队不只有汉兵，还有精锐的蒙古铁骑，他重用当时的“黑衣丞相”姚广孝，而姚广孝又是当时可以比肩刘伯温的智者，同是藩王，朱棣的优势比刘濞多出许多。
三、人才储备，汉景帝比建文帝优势明显
如果论兵员，汉景帝和建文帝的军队数量也差不了多少，甚至建文帝的军队数量比汉景帝的还要多。毕竟汉景帝面对的是七王之乱，而建文帝面对的仅仅是一王之乱。但这两位帝王面临的历史环境不同。汉文帝给汉景帝留下了一些足以安定江山的人才。比如周亚夫，就是汉文帝给汉景帝留下的一批优秀人才，汉景帝又培养了一批人才，周亚夫、窦婴、栾布、郦寄、刘武、张羽、韩安国等，后来都成为平定七王之乱的大功臣。尤其是周亚夫，是汉文帝千叮咛万瞩咐交给汉景帝的备用人才，正是在七王之乱的危急之时刻派上了大用场。
相比汉景帝，朱元璋在世时，为了子孙的千秋万代，利用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大开杀诫，几乎杀光了明朝所有的开国名将。他万万没有想到造反的是他最优秀的四儿子朱棣。建文帝面对皇叔的造反，几无可用之将。他在朝廷中重用的都是纸上谈兵的儒生，仓促之间派上战场的耿炳文，是个善守的将军，跟朱棣、姚广孝相比，并非敌手，遭遇大败。接替耿炳文的李景隆，更是一位纨绔子弟，虽然都是名将之后，但早已失去了乃父之风。建文帝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也远不如朱棣的少而精。所以，战争的胜负向朱棣一方倾斜，最终建文帝以一国之力，也没有战胜朱棣一城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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