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位明英宗朱祁镇，真是好有一比:在北京高峰时段开车:生不完的气。
先说年号问题，明朝皇帝在位时间再长，年号也只有一个，惟独他特殊，在位总共不过十五年，年号却有两个，前一个叫正统，后一个叫天顺。倒不是因为他非要搞特权，两个年号之间，是由一大堆可气的事串起来的。
先说正统朝，差不多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这么多的忠良干才他不信任，偏宠信一个教书先生出身的太监王振，一干阉党把国家祸害得乌烟瘴气。后来瓦剌犯边，忠臣良将的苦劝不听，偏听死太监撺掇，非要御驾亲征，带着几十万人牛气哄哄出了长城，按说既然亲征你就好好打啊，他不，走到半道又后悔了，连敌人影都没见着就撤兵，撤兵么撤得快点啊，跑还没跑成，让人家围在土木堡包了饺子，稀里糊涂一场混战，几十万大军全死光，连本人也当了俘虏。丢人到如此，实在可气。
英宗被抓到蒙古高原上去啃生羊肉了，烂账总要有人收拾。皇帝让人绑了，敌人打到家门口了，总不成学宋朝来个衣冠南渡吧！还好有他亲弟弟给他收拾，弟弟朱祁钰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景泰，可气的正统朝总算结束了。景泰帝信用良臣于谦，成功组织北京保卫战打垮敌人，再运用外交压力，逼得瓦剌把英宗放回来当太上皇，总算不用学宋徽宗那样客死他乡。折腾半天，祖宗江山差点丢了不说，皇位也折腾没了。这样的闹剧，怪不得别人。
虽是傻事败事一箩筐，但傻人总算有傻福，虽说皇位没了，命还是保住了，回来舒舒服服过太上皇的日子倒也不错，可他不消停，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几年后趁着弟弟病重搞了场“夺门之变”。夺回了皇位不说，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了功臣于谦。并把当初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们来了个大清洗，掌握朝政大权的都是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一帮奸险小人。虽然过了没几年，这几个人也被明英宗清算，下狱的下狱（石亨），充军的充军（徐有贞），被杀的被杀（曹吉祥），可明朝的政治气象，还是一片乌烟瘴气。
皇位夺回来了，自然就要改年号。于是，明英宗改年号为天顺。从正统年到天顺年，打败仗，杀忠良，宠小人，乱国家，尽是他办的败事，每每读史到此，不知有多少人气得直哆嗦。
可正统朝的事毕竟年头远了，真正给后世攒下麻烦的，是天顺朝。
“天顺”么，按字面意思，自然有风调雨顺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顺”朝时代的明朝，运气还真不坏，别的且不说，单说绑过明英宗票的瓦剌，那在土木堡创下击败明朝几十万大军，活捉明朝皇帝伟业的瓦剌首领也先，没死在大对头明朝手里，倒在内战中被一刀砍死。到了天顺朝时期，瓦剌又和邻居鞑靼打个不停，因此，虽然少了良将于谦，但终天顺一朝的边境形势，还算是太平无事。
边境无事，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错，老百姓么，要的不就是个太平日子？可天顺朝的事，却真个不太平。先是拥立英宗复位的三员猛将:大学士徐有贞，武将石亨，太监曹吉祥，相互之间先干起仗来，拉帮结派，你争我抢，最后相继败亡，虽说没惹什么大祸，可从天顺初年到天顺五年，这帮人来回折腾，至于国家建设之类的正事，那是顾不上了。
按说官场斗争，小人得志，盛世也好，衰世也好，都算是寻常事。封建时代，只要有明君坐镇，因势利导，非但惹不出什么麻烦，搞好了也能有个国泰民安，至于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嘛……
朱祁镇这人，饶是办了这个多傻事，可你要说他是昏君，还真有点冤枉他了。
就拿土木堡之变来说，御驾亲征被抓了俘虏，进了蒙古人的战俘营，按说够丢人了，可他不，当囚徒还当出水平来了，日子没多久，从蒙古人的看守，到那些跟他打过交道的许多蒙古将军，甚至到瓦剌首领也先的弟弟伯颜，全和他成了好朋友，一个个对他死心塌地。甚至那位伯颜将军，多次为了放不放他回国的问题竟然和亲哥哥也先吵得脸红脖子粗。他被接回京城时，伯颜将军亲自相送，一直走了几十里才洒泪而别。这份凝聚力，哪像个昏君，分明是明君的气度么。
再说到个人私生活问题，朱祁镇和他的正宫钱皇后，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对有名的患难夫妻。他被抓到蒙古的时候，钱皇后哭坏了眼睛，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搜罗出来送到蒙古那边去赎他。为了说服朝臣迎回英宗，她以死相争，结果摔瘸了腿。到了朱祁镇被放回来后，两人被幽禁在南宫，生活困苦，更是靠钱皇后纺纱卖钱，贴补家用。钱皇后情深，朱祁镇也专情，重登皇位以后，对钱皇后依旧礼遇有加，夫妻恩爱一生，既能同患难又能共安乐，这份模范，换做今天，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气度不凡，人品也不差，智商问题呢？你不能不承认，办过这么多错事的朱祁镇，有时候让你聪明的难以置信。被囚禁瓦剌的时候，他身边的太监喜宁反了水，投奔到蒙古人门下当了汉奸，日日出坏主意，几次都差点置他于死地。可朱祁镇绝，骗瓦剌说自己给大明写亲笔信，要大明接受瓦剌的要求。条件只有一个:叫喜宁去送信。等着喜宁乐颠颠的进了大明地界，早已准备好的明军将士一拥而上，将其五花大绑，不久就碎尸万段。原来，朱祁镇暗地派随从跟着喜宁，并给大明边关将领送去了要擒杀喜宁的亲笔信。一张纸条就解决了问题，这份聪明，你能说他糊涂？
再就是后来夺皇位，一夜之间取代了自己的弟弟重坐了江山，还有天顺年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位权臣相继乱政，朱祁镇拉一个打一个，不出几年就将他们一一收拾掉。这种人，说他是糊涂虫？任谁都不信。
另外，他在位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好事，最著名的当属“优老之政”。规定全国百姓，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政府每年发放粮食钱帛，九十岁以上的加倍供给。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可免服官府差役。这大概是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福利政策”了。如此看，这位皇帝大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可说到底，他真不是个好皇帝。聪明也好，专情也好，他独独欠缺一样大智慧:治国。
治国就象下棋，黑白交错，恩威并施，要的是统筹把握全局的能耐，是切中要点问题的大谋略。朱祁镇聪明不假，可那都是小聪明，善良也不假，可也都是小恩惠，真正可以让国家富强的大智慧，他是最欠缺的。所谓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昏君贤君，治好了国家是明君。那些个他身上的种种“美德”，放到评价皇帝身上，除了增加点“八卦”外，统统白搭。
整个天顺朝，忠奸相斗，兄弟争位，放在大明三百年历史长河里，都只能算是小事情。真正留给后世麻烦的，却是三件事，三件被封建史官注意不多的事，甚至可以说，明朝灭亡，就亡在这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土地兼并！
按说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都会挠头的问题，汉朝如此，唐朝如此，宋朝如此，到了明朝也是如此。开国之初，人少地多，统治者往往会拿出政策，鼓励生产，土地矛盾并不突出。
可后来就难办了，经济发展了不假，人口增加了，土地资源也就紧张了，再加上贫富分化了，富了的人想更富，就得四处吞并别人的土地，穷了的人要救穷，只得杀鸡取卵去卖地，如此下去，大地主越来越多，无地的佃农也越来越多。富了的人越富，穷了的人越穷，等贫富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就到了这个王朝玩完的时候。
打个比方，一个封建王朝就好比一座房子，大地主和统治阶层相当于房顶；低收入阶层和无地农民相当于地板；而中等收入阶层，特别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则是房子的墙壁。数年下来，顶层越来越厚，地板越来越厚，惟独中间的墙壁越来越薄，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自然是塌了。
中国历代王朝，除了外族入侵的因素外，其实都是这么亡的。
要说封建王朝本身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也不全对。历朝历代，也总有些明君贤臣拿出各种政策，清丈土地，遏制兼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了的，国家提前完蛋；成功了的，就迎来了“中兴”。这些人，就好比是泥瓦匠，想方设法的把房子的墙壁修结实了，让它不至于垮塌。
明朝的土地兼并，大概是从永乐时期开始的。到了仁宗宣宗两朝，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富人阶层的增多，土地兼并问题也渐渐严重起来。但仁宗和宣宗都算是不错的泥瓦匠，明仁宗开放了许多原先不许老百姓涉足的山泽园林，允许无地的农民去那里垦荒耕种，对于各地逃难的无地流民，也一改惩罚措施，转为妥善安置。明宣宗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豪强地主，并爱惜民力，多次减免农民赋税。因此，土地问题在这个时期并不严重，这也算是明朝的盛世，史称“仁宣盛世”。
可到了朱祁镇这辈就不一样了，他的爷爷和爸爸一辈子都在“糊墙”，而他先后在位十五年，却只干了一件事:“挖墙”，尽管这也许不是他的本意。
挖墙的方式，叫圈地。
这也不是个新鲜词，所谓圈地，就是占老百姓的土地。客气的，还能给俩小钱，花买萝卜的钱买人参；不客气的，直接就犯抢，管你小民流离失所，肥油油的地全是我的。自古以来，骄兵悍将，豪强地主，达官显贵，全是干这种事的主角。
可在朱祁镇时期，干这个事的还多了一个角色:太监。
正统年间，王振是干这事的主力军。这个执掌朝政大权的大太监，整日里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尤其爱好收集土地。别的地方不说，单单是他老家蔚州一地，属于他名下的土地就有数万顷。土木堡之战前，明英宗撤军，本来要从蔚州经过，可王振怕大军过后践踏自家土地，苦求英宗改道，使得大军耽误了撤军日期，在土木堡被敌人包围。这下可好，他自家的财产保住了，几十万大军做了冤魂，连自家的主子也当了俘虏。
王振本人不说，单论他的徒子徒孙，还有和他勾结一气的朝廷大臣们，也整日有样学样，四处侵占百姓良田。到正统朝末年，民间的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导致发生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起义最终虽被平定，却也敲响了警钟。
还好后来景泰帝即位，严查王振余党，发还土地给农民，问题总算缓和了一下，然而夺门之变后，英宗复位，土地兼并的问题又回复到从前的状态，反而越发变本加厉了。
先是夺门之变以后，那些个拥立功臣你总要赏吧，朱祁镇大方:赏。
口子一开可不得了，单是那大将石亨，拿着皇帝的圣谕四处抢地，他手下的三千多个军官，摇身一变全成了地主。至于宦官曹吉祥，也是样样跟着王振学，圈地占地丝毫不差，这几个人虽后来都相继败亡，可土地兼并的口子一开，想刹住就没那么容易了。一个王振倒下去，千万个王振站起来。法令松弛，皇上不管，那些个爱财如命的达官显贵，皇亲国戚，还不是不抢白不抢？
这样一来，明朝两京十三省，豪强地主的良田无数，财产如滚雪球一样膨胀，大量无地农民求生无路，流离失所。单就京城地区，至天顺四年，无地农民的比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天子眼皮底下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
这让老百姓怎么活？
所以，终天顺一朝，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始终不断，镇压了又反，反了又镇压。天顺元年，陕西王斌起义，烧绝栈道，大闹汉中。天顺四年，贵州李天保起义。天顺五年，四川松潘起义。天顺七年，广西瑶民起义。从南到北，按下葫芦起来瓢，没个消停的时候。
这些起义虽然规模都不大，却是冰山之角。天顺一朝，奸臣得志也好，贤良获胜也好，然而土地兼并终不见消停。朱祁镇是个善良人不假，可善良用用不对地方，对勋贵重臣，放纵娇宠，却意识不到其危害，如此一来，土地问题，越演越烈。
大明帝国这座大厦，已经隐隐出现条条裂缝。
第二个问题:国土防御！
年轻时候的朱祁镇很有雄心壮志，梦想超越太爷爷永乐皇帝，开疆拓土，建立不世伟业，所以当初王振一撺掇，便牛气哄哄的亲征了，最后却以全军覆没、本人被俘的结局收场。
可这并不是最严重的。
几十万人的军队虽然没了，但是大明朝实力雄厚，只要有充足时间，恢复不成问题。天顺朝在边防上最大的败笔，就是国土防御的内缩。
国土防御，这貌似是个很复杂的军事概念，其实很简单。你家外面有强盗，得时刻提防着他们来抢你，要么带人出去打他们，要么修院筑墙，布丁设防。朱祁镇的太爷爷永乐狠，成天带兵出去砍人。朱祁镇的爷爷仁宗，还有爸爸宣宗，虽然不爱惹事，但院墙修得很好，强盗打不进来，所以大明的疆土能维持住。
朱祁镇在天顺朝这八年都干了什么呢？
只一件事:拆墙。
所谓拆墙，就是步步退缩。永乐朝时，敌人被明朝追的到处跑；仁宣朝时，敌人虽然时常在院墙边上晃，却总也进不来了；到了朱祁镇这一辈，打人家是没胆了，院墙也塌了，人家能时常进你的院子来溜达两圈，要是运气不好，还能往窗户里扔几块石头。
怨谁？还是怨他自己。
明朝的北部边防，一直都是天子守边，京城基本接近前线。但是从洪武到永乐，再到仁宣，担负边防任务的是长城以北大大小小的军镇卫所，所谓万里长城，不过是二道防线而已，明朝的边疆防御，因为有这些大大小小的缓冲地带，因此还算稳固。
可是土木堡之败后，京城告急，边镇大大小小的边防部队尽撤到京城保卫，京城保住了，可是许多原本作为缓冲地带的防区，却都被蒙古人乘机占为自己的地盘。景泰一朝，主持国家边防的是良将于谦，以积极防御的方针，尚能维持住整条防线并步步推进，力图重新恢复防御，可轮到朱祁镇上台，于谦被杀，明朝的北部边防，就再无明白人了。
从那以后，北方蒙古的瓦剌和鞑靼部落日益南扩，在相互间进行内战的同时，逐步蚕食明朝长城以北的各个军镇卫所，明朝的外围缓冲地带，尽成了人家的牧场。尽管整个天顺朝，大的军事冲突并没有发生多少，可战略要地相继丢失，动手不动手的主动权，已经转到人家的手里。
明朝的北部边境，仿佛一个裸露出来的胸膛，就等着人家来打了。
在这个过程里，除了杀于谦外，朱祁镇还做了几件事，直接造成了边境防卫局势的恶化。
首先是罢免了原大同总兵郭登。郭登这个人，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后人。论打仗，一个字:牛！土木堡之变时，以副将的身份守大同，在主将被杀人心惶惶的不利局面下，硬是激励了全城士气，为大明守住了这个重镇，后来的沙窝一战，他以八百骑兵夜袭瓦剌，大破瓦剌三千精骑，粉碎了所谓瓦剌野战无敌的神话，打出了大明的国威军威。身为武将，他人品也很好，爱抚士卒，体恤百姓，为官清廉，在他的打造下，大同重镇成为了坚不可摧的防线。这样一个将才，主子爱护还来不及呢，如何落了个罢免的下场呢？
说到底还是朱祁镇自己小心眼，当初他被瓦剌抓了俘虏，瓦剌想拿他做人质逼迫大明边关守将开城门，大军压到了大同城外，郭登是个明白人，不管瓦剌人怎么威逼利诱，死活就是不开城门。朱祁镇在城外流着眼泪哭求，郭登当着朱祁镇的面又是悔罪又是问候，却还是咬紧牙关不松口。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不让瓦剌破城么？瓦剌败退走了，可郭登与朱祁镇的这段梁子算结下了。后来朱祁镇复了位，郭登也被贬到了甘肃，按说秋后算账不稀奇，可朱祁镇的诏书写的实在可气。
更严重的是，经过这几场权力更迭，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所谓忠义所谓气节统统一边去，大臣们也养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习惯。这以后，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相继乱政，培植亲信。曹吉祥的太监儿孙和大臣走狗们，石亨的骄兵悍将们，还有徐有贞的亲信党羽们，一起把朝廷祸害得乌烟瘴气，上梁不正下梁歪，明朝的官场风气，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来曹吉祥叛乱，曹吉祥的儿子曹钦率乱兵围攻皇宫，得知消息的恭顺候吴瑾和怀宁候孙樘等人情急之下四处求救。按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株之，可京城的各部大臣呢，打死也不出头，坐看两边打得热闹。做皇帝做到这一步，朱祁镇也真叫失败了。
从英宗复位，到后来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人争权，再到天顺五年曹吉祥举兵叛乱，明朝的官场就一个字:斗！尽管斗到最后，坏人总算得了恶报，但是官场风气的败坏，还有奸党的盘根错节，却都已经形成了。
虽然后来奸党被株，而且朝廷内部也不是没有好人，如李贤和王翱等人都可算能臣，他们整顿朝纲，罢斥小人，做了不少的好事，可毕竟积弊重重，仅靠一两个人，回天乏术。
朱祁镇在位，最失败的就是用人，从先前的王振，到后来的曹吉祥之流，真个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虽然他御人有术，搞权谋诡计也在行，可毕竟用人的方向不对，终于还是一场逆淘汰，这样的政治环境，怎一个糟糕了得。于是，腐败，贪污，党争，种种恶行，就象疯狂的病菌一样，在大明帝国的肌体里恣意蔓延。
三个大难题，单从天顺朝本朝而言，问题似乎不算太严重，可再从往后的发展看，我们会发现，这三个问题都成了慢性病，逐步侵蚀着明帝国健康的身体。病根虽不是朱祁镇种下的，恶化却是从他身上开始。
公元1464年正月，三十八岁的朱祁镇逝世。临终前，他做了最后一件好事:废除殉葬制度。从此，那些后宫里被折磨完青春的妃子们，再也不用迎接殉葬的命运了。一句遗言，救了无数人的命，正如他所做的许多利民的好事一样，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
然而，小慈悲终究只能是小慈悲。
面对治国这盘大棋，朱祁镇只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棋手，尽在一城一地的方面争夺，算盘只有一个:如何保住自己的皇位。他看不到，治国的大局，已经被他坏掉了，许多问题他也看到了，也想管，可是又找不准下手的地方，那就凑合着过吧。在这三种慢性病的折磨下，大明帝国，静静的走完了天顺朝的八年。
庸懒，或许是这个年代最好的评价。
天顺朝结束，太子朱见深即位，次年改元成化。朱祁镇留下的三个麻烦，从此就要发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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