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命运，总在有意无意之间，受时代所左右。
1620年，这一年在中国史书上被称为万历四十八年或泰昌元年，这一年死了两个皇帝，一个是明神宋宗即万历皇帝，一个是明光宗朱常洛，他吃下两粒红药丸后暴毙身亡。
两位皇帝的死并没有引起举国悲伤，至少郑芝龙没有。
这一年，这位十七岁的年轻人跟随舅父黄程，从老家福建泉州的南安石井赶往澳门。从南安到澳门，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让他大开眼界，充满好奇与兴奋。离家越远，家乡的小镇在他脑海中的印象一下子变得模糊，一种陌生感涌上心头。
郑芝龙的早年生活并没有多少可以圈点之处，他出生的时候，和其他传统的中国人一样，郑芝龙的父亲希望自己的长子在以后的日子里能静下心来研读儒家的经典，有朝一日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政府部门中谋取官职，光耀自己的祖先。
平稳和上进，可以说是郑芝龙的父亲对他一生的期望。
但是，时代和经济形势让这位父亲连这样小小的愿望都不能达成，随着郑芝龙的三个弟弟郑芝虎、郑芝彪、郑芝豹的出生，家庭的支出也越来越大，郑家的家境每况愈下，父亲不时为这种贫困的生活哀声叹气。
郑芝龙就在这种环境下走过了他的童年，家境的贫困让他过早地了解到了生活的艰辛，也让他在内心深处燃起了对财富的渴望。
这种性格和环境让他不能安下心来读书，也让郑芝龙的父亲感到失望，但是郑芝龙自己却并不在乎，他知道自己的成功绝对不在仕途上。
自古以来，能够做大事的人往往早年出身贫寒、命运坎坷。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很少有人想过，这是为什么？
因为出身贫寒，他们要做成看似普通的事必定需要更大的恒心和毅力，这培养了他们百折不回的韧性；因为出身贫寒，曾经有求于人的遭遇让他们更善于察言观色、与人相处，这为他们有广泛的人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因为出身贫寒，曾经的饥饿感让他们拥有更强烈的野心和抱负……
贫寒会摧毁大部分人的人生，但是也有人能够在贫寒中获得成功的素质。郑立龙就是千千万万具有这种素质的人之一，他现在缺的只是一个机会。
命运会为每个人打开成功之门，就看他是否能够抓住。就在郑家一步步滑入泥潭的时候，郑芝龙的舅舅黄程从澳门返回到南安探亲。
在家乡人看来，黄程只是个富有的商人，郑芝龙也是这样想。
与其死守在家里死守贫寒，还不如和舅舅一同去澳门，见见世面，没准日后也能和黄程一样衣锦还乡。
郑芝龙向父母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郑芝龙的父母觉得这也是一条出路，于是委婉地向黄程透露了这个意思。
黄程眼中透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喜悦神色，他早就看好了郑芝龙，因为郑芝龙身强体壮，而且从少年起就对武术有一种天然的热衷，他惊人的膂力经常引起其他男孩的羡慕。黄程见郑芝龙长得剽壮，觉得这个年轻人在自己身边正好有用武之处
黄程之所以没有主动提出来，是因为他的身份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实际上，他是一名"海商"，在明朝的正史记录中，他们还有一个特殊的称呼--"海寇"。
不知道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东西方文明的一种默契。从十五世纪开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大航海的时代。虽然中国人迈向大洋深处的时间，比欧洲人要早了半个世纪，但这种领先很快就因为保守政府的打压而变为落后。
"海禁"这一字眼，对那时代生活在海边、富有冒险精神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恐怖的词汇。从朱元璋"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令下达开始，中国人就被束缚在了无边的大海之外。
但是政府的铁血政令无法压制住人民内心中求生存、求富贵的天性。随着明朝政局的败坏和自然灾害的侵袭，大明社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在海外贸易的暴利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人不惜铤而走险，带着对财富的渴望和梦想撕开"海禁"的枷锁航向大海。
这股势力非常庞大，政府斥之为"海寇"，而历史学家更愿意称之为"海商集团"。海商集团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产物，亦商亦盗，也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既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力量，也是充满破坏性的力量。
海商集团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赢得了部分胜利。
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中国政府终于部分开放海禁，在福建漳州的月港设置一个开放特区，允许个人出海贸易。
中国人善于突破政策的限制。海禁的闸门一旦开启一条窄缝，马上会被洪水所冲垮，造船业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中国的农产品与工艺品、生活用品等大量物资大量经海商之手出口到东南亚乃至欧洲，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贸易船只的数量被远远地突破限制，不能以合法的手段取得出海许可证，便不惜风险采取走私的手段，在巨大利润的驱使下，甚至连政府的官员都迫不急待地下海，加入到海商的行列。
福建南部的漳州、泉州成为开放海禁的最大获益区，但是自然条件并非上佳的月港注定无法满足如饥似渴的海商们的下海热情，于是一条新的贸易通道被开辟出来，那就是通过澳门中转贸易。
1553年，葡萄牙人通过各种手段，租占澳门，此后澳门成为中西贸易的中心。由于澳门非常特殊的地位，使得许多中国船只通过澳门而出海贸易，特别是通往日本的船只。因为明朝中叶倭患严重，政府严禁出口物资到日本，然而实际上，中国民间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却非常频繁，除了走私的商船之外，还有经澳门、或经吕宋等东南亚国家中转。商业的力量，在那个时代已经崭露出强大的威力了。
黄程就是这些成功的海商中的一员，我们能明白他对郑芝龙的欣赏，也可以可以理解他的顾虑。因为海商不仅仅是从事商业贸易，而且也是海上武装力量，既要对付海盗的袭击，有时也要对抗政府军队，当然有时也充当海盗的角色。
现在既然郑家自己主动提出来，黄程也没有什么顾虑了，他带着郑芝龙、郑芝虎、郑芝豹三人开始了澳门的行程，郑芝龙也由此获得了接触一个全新世界的机会。
比起偏僻的南安石井，澳门是个繁华的场所，郑芝龙大开眼界，这里有许多红发碧眼的外国人，说着叽哩瓜拉听不懂的话。他们所居住的房子在建筑风格上也与中国断然不同，让在这片中国的土地夹杂着异域的风采。房屋固然怪异，但更怪异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仅家中摆设着可笑的十字架，脖子上也会经常挂着这样的玩意儿，时不时在祈祷着什么，神情严肃而庄重。
码头是郑芝龙必去之地，他在这里帮舅父跑腿。从早到晚，码头总是一片繁忙，巨大的双桅船驶进驶出，从船上卸下货物，再从码头上装填新的货物，四处堆积着各式各样的商品，装卸工不间断地扛着一箱箱的货物穿梭于码头与仓库之间。这里既有外国的船只，也有中国的船只，船东不时发起阵阵吆喝声，以提醒伙计不要损坏这些珍贵商品，然后暗地里在心里偷偷计算可以换取多少暴利的银两。
在父亲眼中，郑芝龙可以说是不学无术。但是什么才算有"术"呢？如果依当时的社会观念，读书才算是有"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一直是中国人恪守的观念，只要有过硬的儒学知识，就意味拥有了金钱与美女。但是这种观念开始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从福建到广东，私人海上贸易的繁荣，为商人带来了大量的利润，通过科举考试挤身于富人阶层并不是唯一的道路。
对郑芝龙来说，"术"是一种生存的本领。在澳门这个地方，光会捧着儒学经典摇头晃脑，那肯定不会有一文钱落入自己的口袋。郑芝龙不爱读书，但书本并不等同于知识，特别是商业的技巧，是没法在经典文献中学习到的。郑芝龙表现出了好学的一面，他从舅舅黄程那里学到了许多商业的知识，海上贸易是充满风险，特别是非法的贸易，比如说将货物卖到日本，要学会打通关节，必要时借助葡萄牙人的力量。要善于应付突发的事件，要有大量的航海知识，对货物要学会辨别优劣，讨价还价需要技巧，要能应付形形色色的人等等。
环境能改变人，澳门的环境改变了郑芝龙。他令人吃惊地体现出语言上天赋，澳门是葡萄牙人的一个据点，这些葡萄牙人大多并不通汉语，要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学会他们的语言是最佳的途径。不到一年的时间，郑芝龙已经成为一位假洋鬼子，能说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了。
不仅如此，郑芝龙居然对葡萄牙人的文化感兴趣，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甚至还有一个西洋人的教名，叫尼古拉·嘉斯巴特（NicholasGaspard），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被叫作尼古拉·一官（NicholasIquan），"一官"是郑芝龙的小名。
不过郑芝龙对天主教是否真有信仰，这确实令人怀疑，他的目的更可能是借此赢得葡萄牙人，甚至是西洋人的信任，就像西方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而研究中国的儒学一样。
郑芝龙到澳门一年后，他的表现令舅舅黄程非常满意。黄程决定将一桩生意交给郑芝龙来做，送护一批货物到日本的平户港，这批货物包括白糖、奇楠、麝香等，这些货将搭大海商李旦的船只运往日本。
这次航程将成为郑芝龙人生的一大转折，因为在此次航程之后，他结识了十七世纪初中国最大的海商李旦。
李旦是那个时代的传奇英雄，他是泉州人，最早在吕宋开始他的海商生涯，吕宋就是现在的菲律宾，那里的华人很多，但是西班牙人占据吕宋之后，这群强盗对中国人有一种仇视心理，在1603年时，西班牙人在吕宋屠杀了二万五千名华人。李旦在吕宋时曾被西班牙人逮捕入狱，并且没收了他的财产，逃出吕宋之后，李旦转而抵达对中国商人非常友好的日本平户。
由于有吕宋的惨痛经历，李旦开始积极结交平户的头面人物，包括长崎奉行长谷川权六、平户岛主法印镇信、英国派往日本建立商馆的赛利斯、荷兰人宋克等等。这使得李旦在平户得以左右逢源，成为在日本最大的华人海商集团的领袖。
搭乘李旦的船只到日本，对郑芝龙来说，是他人生第一次远距离的海上旅行，经过一年的磨练，这位十八岁的小伙子已经开始崭露他的商业天分以及交际上的本领，他也第一次领略到了大海的变幻莫测，原本平静的海面，有时会突然掀起惊涛骇浪，看起来貌似坚固的船身，此时忽然象是随时可能被巨浪拍得粉碎似的。第一次出海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总是觉得世界末日的来临，但是老水手却只视为家常便饭，他们迎着风浪，小心翼翼地把船安全地带出危险的区域。郑芝龙惊谔地发现自己喜欢上与风浪的搏斗，既体现男子汉的勇气，又充满刺激的快感。
二、平户岁月
平户是日本最大的贸易港口，在这里除了中国商人之外，还有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生长于福建的郑芝龙很早便听说过倭寇在中国行凶作恶的事，在他印象中，日本人是好勇斗狠民族。但是在平户，日本人对中国商人是极其欢迎的，国土狭小、资源贫乏是日本的地理特点，因而必须进口大量的商品，特别是矿产品，德川幕府对中国商人不仅尊重，而且给予很多优惠的待遇。除了路上常有揣着两把刀的武士趾高气昂、目空一切外，平户的氛围是相当详和与安宁。
明朝政府在对日贸易上采取严格禁止的措施，铜铁等矿产更是在禁运范围之内，这使得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基本上都是属于非法贸易。郑芝龙敏锐地察觉平户有很多的发展机会，经过谨慎的考虑之后，他决心留在平户，开始自己的事业。他有一腔创业的激情，但是他人地两生，无所倚靠，只有在澳门打工一年存下来不多的积蓄。他靠这些钱开了一家小鞋店，有时没有生意可做的时候，就去给人缝补衣服，挣点小钱糊口。
郑芝龙的语言天赋又一次得到印证，他很快地掌握了第二门外语:日语，这是在平户生存的必要条件。不过郑芝龙只是将语言当作一种必要的工具，并不曾想过成为一名语言学专家或翻译家，他的志向随着他见识的增加而越发的高远。
平户是冒险家聚集的乐园，在这里，东方的儒教的道德言辞不过是空洞的说教，商人之间尔虞我乍，为了利益甚至互相劫掠对方的船只与货物，不过这种劫掠的行为并不是无限制的，中国海商仍然受到某种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传统文化并非来自官方的思想，而是来自民间的江湖道义的观念，义气是维系着中国商人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如果没有这种义气，华人商团就会陷入到一盘散沙的境地。
义气是对朋友的忠诚，为了朋友不惜两胁插刀，这也是行走江湖的行为准则。郑芝龙努力地扩大自己的朋友圈，他结识了一些日本的武士，以及中国海商中的武术家，并且刻苦地学习日本的刀法与中国的武术，他还认识了一位为平户贵族锻造刀剑的泉州冶剑师翁昱皇。对于从小便崇尚武力的郑芝龙来说，平户是一个梦幻的般的城市，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激情与冒险，他潜伏在内心深处的野心在这样的氛围中悄悄地滋长。海商巨头李旦的非凡经历与冒险传奇，刺激着他的心灵，只要视冒险重于生命，那么金山银海不再是想象之物，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
在平户，荷兰人的势力压过葡萄牙人、英国人与西班牙人，郑芝龙敏锐地发现，消除语言上的障碍对减少贸易纠纷有着莫大的作用。人类的天性原本如此，语言的不同会使人容易产生戒备的心理，基督教中的巴比伦塔或通天塔的故事已经很好诠释了这种心理。相反的是，如是是操持同一语言，哪怕是不同民族者，也会或多或少增进一种安全的信任。郑芝龙发现人性中的这一弱点，所以他马上投入到荷兰语的学习中，很快他就可以与荷兰人直接交谈，这也是他掌握的第三门外语。
在学习外语的热情远不如现代的十七世纪，兼通三国语言（葡萄牙语、日语、荷兰语）的郑芝龙在那个时代可算是非常特殊的人物。虽然有时他也为海商提供帮助，但他并不是为了将翻译作为一种职业，他真正的想法，是有朝一日可以跨入大海商的行列。
这样一个拥有语言天赋、经商才干而且武艺高强的人，怎么能不引起海商巨头李旦的注意呢？
李旦被中国方面视为非法的海商，所以他的船队主要贸易对象是暹罗、柬埔寨、交趾等相对安全的东南亚国家，西洋人已经介入到这些国家的贸易之中，特别是荷兰人与葡萄牙人，所以李旦需要郑芝龙这样既懂这两国语言，又有天主教背景的人，这无疑将使得贸易纠纷与冲突大大减少。
李旦将几艘船交给郑芝龙，郑芝龙凭借他与西洋人无障碍的言语交流优势、泉州人特有的精明以及他个人胆略与勇气，不负所望，为李旦挣得了大量的白花花的银子。李旦的船队不仅仅是一支商业船队，也是一支海上武装，他们劫掠与西班牙人贸易的商船，因为李旦对西班牙人有着刻骨的仇恨。
劫掠商船是郑芝龙军事生涯的起点，他很快在战斗中体现出好勇斗狠与坚忍不拔的一面，他在军事上的才华也是通过实战而无师自通。郑芝龙以自己的才干迅速在海商集团中崛起，成为李旦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此时的他才二十岁左右。
不论是在商业贸易上还是海上的战斗中，郑芝龙的表现足以令李旦刮目相看，同时也对他越发的信任与倚重。最后李旦宣布了一条令海商集团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消息:他将收郑芝龙为义子。这意味着在李旦死后，他所有的财富都将遗留给这个年轻人。
郑芝龙在事业上的成就也使他赢得一个女人的青睐，这个女人是冶剑师翁昱皇的日本养女，名叫田川松。翁昱皇的籍贯是泉州，他擅长铸刀剑，与郑芝龙住在同一条街，郑芝龙对刀剑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使得两人的友谊迅速建立起来。经常负责接待客人的田川松也因此认识了郑芝龙，她被翁昱皇收养的事实，可以隐约透露出早年生活的不幸，这使她比一般的女人更加坚强。多种史料均证明郑芝龙英俊潇洒，加之年轻有为使他赢得女人的芳心并不奇怪，而日本女性所特有的柔情与体贴，足以令这个漂泊海外的浪子有一种温馨的陶醉。1623年，二十岁的郑芝龙与十七岁的田川松结为夫妻，离家三年后，他又有了一个家。
事实证明这个带有落后色彩的作战方案十分有效，这些小船只航行速度快，个头小，不容易被荷兰人的火炮击中，凭借灵活机动的优势，在其他战舰的掩护下，直冲向荷兰船只边上，用斧钉将船头的铁链牢牢钉在荷兰战舰的外板上，然后用硝磺等点火，引爆船上的火药筒罐与油料，水手们跳入海中逃生，窜起的熊熊火焰很快蔓延到荷兰人的战船上。郑芝龙使用这种战术，令荷兰人头痛不已，很快，荷兰舰队中的五艘夹板船起火，荷兰人忙着扑灭大火，此时郑芝龙的舰队开始反扑。在这样的情况下，荷兰将领郎必即里哥无心恋战，率舰队匆匆突围而去。
郑芝龙的海军在东南先后力挫群海盗与荷兰人之后，完全垄断了东南的对外贸易，据史书的记载:"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內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虽然郑芝龙的官职在大明帝国并非挤身于政府高层，但他富可敌国，对于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中的帝国，东南沿海却仍然因为贸易而成为富庶之地，而郑芝龙作为帝国海军将领的同时，也是最大的海商巨头，"自就抚后，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
大明帝国在内忧外患之中风雨飘摇，但是东南沿海却因为郑芝龙的崛起而扫平海盗，击退荷夷，俨然成为帝国的一方乐土。
郑芝龙的的舰队，是从郑和组建西洋舰队以来二百年来中国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在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后，这也是一支太平洋西部海域无人可以匹敌的势力。但是郑芝龙身上带有很明显的中国的特点，在数千年的传统观念中，中国之外的土地，都只是蛮夷地带，这些海外的广阔土地，根本不值得去占领，这种观念也是殷海光所说的"自足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当西方国家不断地向海外扩张之时，郑芝龙却反其道而行，将目光又返回中国的国内。从某种意义上说，郑芝龙的目光比起颜思齐，显得短浅缺乏世界性。如果历史可以假设一番，郑芝龙将势力向南扩张，与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争夺南洋的控制权，那么凭借他的力量，中国人的历史或许将被改写。
郑芝龙在李旦的海商集团中崛起，只是他事业的开端，但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并非是李旦，而是平户的另一位华人英雄颜思齐。
颜思齐的老家是漳州海澄，是当时中国唯一开放港月港的所在地。在明代中期，漳州人入海为盗的数量很庞大，因此这里民风剽悍，不乏好勇斗狠的亡命之徒。颜思齐也是习武出身，后来被官宦人家所辱，一怒之下打死官宦家的仆人，闹出人命，闯了大祸。幸好这里是中国最繁忙的海港，每天都有船驶向大洋，颜思齐躲在船仓之中，辗转到了日本的平户，避开了仇家与官府的追杀。
到日本后，颜思齐最初以裁缝为业，后来也投入海上贸易的暴利行业之中，经过数年的积累，他也成为平户有名的富翁。颜思齐与李旦是平户华人海商中最著名的两个，但两人的志趣并不尽相同。李旦是纯粹的商人，而颜思齐则象是传说中的梁山英雄一样，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几乎是以英雄人物的行动规范来要求自己，仗义疏财、性情豪爽，这使他在平户华人世界中赢得了尊重，无论是商人还是海盗，都对他敬佩有嘉，甚至他也赢得了日本当地政府的重视，被任命为"甲螺"。
但这点成就对颜思齐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他雄心勃勃，想建立一块中国人的海外殖民地。海上贸易的暴利虽然十分诱人，但是日本始终是中国政府明文规定的出口禁运国，在中国政府眼中，这帮暗地里与日本人贸易往来的华人海商就是一群海盗，一群走私分子。即便华人海商腰包里的银子鼓起来了，也改变不了非法海上贸易的现实。
颜思齐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中国政府之所以禁止与日本通商，是因为日本长期以来留给中国人恶劣的印象，明代中期中国沿海的倭寇之乱就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虽然这些所谓的倭寇有时只是中国的海盗；丰臣秀吉时代日本发动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入朝对日作战；这些历史都告诫着中国政府，日本人是靠不住的。颜思齐是那个大航海时代所涌现出的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物，他的想法是:如果日本的政府是由一群中国人来控制，那会怎么样呢？由中国人来领导日本人，那又会怎么样？
一个美好的蓝图出现在颜思齐的脑海中，由华人领导的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威胁将不复存在，中国政府将会修改、调整政策，日本作为中国禁止对外贸易国家的历史将被终结。到了那个时候，在日本的华人海商们，将摘去"非法"、"海寇"等可耻的帽子，不用在海洋上面对中国的官方兵船而躲躲闪闪，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将会成倍地增长，财富与利润将源源不断。
对颜思齐来说，财富永远只是居第二位，他本质上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的人生信念是"建立功业，扬中国名声"，面对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东亚及东南亚的扩张，中国政府却仍然关起大门，对侨居在日本、东南亚一带的华人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政府的保守，使得海外华人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重振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要建立起一个由华人把持的日本政府，首先必须要颠覆现在掌握日本大权的德川幕府。
颜思齐深知这件事一旦开始策划，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但他并不是知难而退的人，闽南文化中有一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人生有时要豪赌，赌输赢，甚至赌生死。
颜思齐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自己的最好朋友杨天生，杨天生比颜思齐小六岁，泉州晋江人，是一艘中国商船的财副。杨天生成为颜思齐的第一个支持者，他是一个天生的鼓动家，有着非凡的组织才能，他精心制订了一个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他首先要收罗一批敢作敢为的华人海商，然后秘密结社，以中国特有的江湖结义的方式，结为异姓兄弟。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难，因为颜思齐仗义疏财的美名早已使他在平户拥有一批崇拜者，而且在亦商亦盗的海商集团中不缺好勇斗狠的亡命之徒，在杨天生招罗的名单上，所有人的年龄都比颜思齐要小，这是为了确保颜思齐龙头大哥的地位。
很快地，颜思齐与杨天生收罗了二十六人，这些人几乎都是福建人，这个不奇怪，当时平户的华人海商以泉州、漳州二地最多。
这二十六人当中，便包括了郑芝龙。
三、生死攸关
郑芝龙结识颜思齐，大概是在他到达平户之初，当时的郑芝龙无亲无故，生活潦倒，他很可能得到颜思齐的帮助。
1624年，郑芝龙从澎湖岛返回平户，很快他就接到颜思齐等人的邀请，加入了二十八人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具有秘密会社的性质，成员除了颜思齐、杨天生、郑芝龙之外，还包括有陈衷纪，一名来自颜思齐老家漳州海澄的海商，莆田人洪升、惠安人张弘、同安人林福等。
颜思齐的小团体中并没有海商巨头李旦，作为平户华人商团势力最大的李旦，不可能愿意屈于颜思齐之下，而且李旦似乎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抱负。
农历六月十五日，郑芝龙、颜思齐等二十八人正式结义为弟兄，他们举行了古老的结拜仪式，效法桃园三结义与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方式，以年龄的大小排序兄弟的位次，颜思齐作为最年长者以及海商巨头的身份，理所当然坐上头一把交椅，这一年他三十六岁，而年仅二十一岁的郑芝龙则是最年轻者，位列末席。虽然这次位次排名对郑芝龙来说显得无足轻重，但实际上他作为李旦的义子，身份自然重要，至少在颜思齐眼中，郑芝龙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
郑芝龙在日本的三年里，不仅成为李旦、颜思齐两大海商巨头青睐的对象，而且他与重要贸易伙伴葡萄牙人与荷兰人也有密切的交往，他的才能随着阅历的增长而越发的突出，他身上有海盗好勇斗狠的本性，有商人的精明与干练，这使他在众多的华人海商中脱颖而出。
不过在这个时候，包括郑芝龙在内的二十六人，都不知道颜思齐的真实意图。
杨天生在这个秘密团体中扮演军师的角色，他站在台前，而颜思齐居于幕后。
杨天生开始鼓动造反的言论，在一次秘密集会上，他开始放出风声:"日本地方广阔，上通辽阳、北直，下达闽粤、交趾，真是鱼米之乡，若得占踞，足以自霸。"
这个充满煽动性的话，若是在文人书生听来，恐怕要吓出一身的冷汗，但对于提着脑袋纵横无边海洋的郑芝龙等人来说，真是令人兴奋不已、刺激神经的言辞。
这群十七世纪的水浒英雄们开始以高昂的热情，将颠覆日本幕府的密谋转化为行动。
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自己的船只甚至是船队，有武装到牙齿的私人雇佣军，有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他们开始屯积武器与粮食，秘密招华人中的勇士，将船只进一步改造武装起来，配备铳炮与火药。
七月十二日，在杨天生家中再举行一次秘密会议，再次重申这次行动需绝对保密，"座中诸人，敬有异心者，天其殛之。"并且共同宣誓:"富贵与共，生死匆替，若有违约者，鸣鼓共诛。"
在诸位兄弟的拥戴之下，颜思齐理所当然地被推为大首领。
伟大的事业似乎触手可及，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今天他们还被称为"海寇"，明天呢？是开拓海外的民族英雄吧？
这群在辽阔海洋上打打杀杀多年的年轻人，忽然感觉到他们事业中神圣的一面。在海外称王割据，这个想法并不是始于颜思齐，实际上，在颜思齐之前的二百年，就有华人先驱迈出了这一步，在南洋的苏门答腊岛，梁道明割据一方，成为三佛齐的国王。
在这次聚会之后，郑芝龙返回家中，他的夫人田川氏已经怀胎十月，一个新的生命将降临这个家庭。
可是郑芝龙必须全力以赴地将精力投放在秘密造反的准备工作上，腾不出很多的时间陪伴在妻子的身旁。
两天后，即七月十四日，西历1624年8月27日，田川氏到海滨散步，忽然一阵巨痛，她倚靠在海边的巨石上，产下了一名男婴。这个坚强的女人轻轻抱起婴儿，用长袖将婴儿裹起，抱在怀中，很艰难地走到岩石边的一棵古松下，让树荫遮住耀眼的阳光。
郑芝龙的舰队共击毁三艘荷兰夹板船、掳获一艘，俘虏荷兰官兵八十四人，被烧死与淹死不计其中，缴获六门大炮，二门小炮，枪支十三把，剑十把，火药六筒，还有包括海图等其他战利品。郑芝龙一方，阵亡八十六人，其中包括把总郑然，重伤一百三十八人。
除了郑芝龙舰队之外，其余舰队也奋勇拼杀。泉南游击张永产指挥的右翼舰队击沉三艘荷兰尖尾船（这应该是大型夹板船中的救生船），俘虏十名荷兰人；击沉刘香的海盗船只六艘，斩杀一名刘香的副将，生擒海盗六十四人。刘应宠指挥的中军舰队生擒海盗军三十七人，高应岳的左翼舰队以及王尚忠的游兵舰队也各有斩获。
从澎湖海战到料罗湾海战，荷兰人遭到空前的失败，十七世纪的中国在与西方强国的对抗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战果如下:"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馘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板巨舰五只（澎湖之战焚一艘，铜山之战焚一艘，料罗湾之战焚三艘），夺夷夹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夺获盔甲、刀剑、罗经、海图等物皆有籍存。而前后铳死夷尸被夷拖去未割级者累累难数。"
这次伟大的胜利是发生在风雨飘摇中的晚明时代，而不是大明帝国最强盛的时代，但是中国仍然有实力击败来自西洋的入侵。
料罗湾海战之后，荷兰人仍然盘踞台湾南部，其势力并没有退出中国，六年后，荷兰人与郑芝龙再度爆发战争。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荷兰将领郎必即里哥率数艘夹板船进犯福建、浙江沿海，据载，郎必即里哥是一名勇将，力大无比，而且精于剑术。荷兰舰队强大的机动能力与火力，使得闽浙两地岸基守军大吃苦头，讨平荷兰人的重负，又一次落在郑芝龙身上。
虽然郑芝龙与荷兰人有过多次交锋，但仍然没有必胜的把握，他警告部下:"夹板厉害，非比我们的船，凡事当先觑方便，可战则战，勿得恃勇，徒自损灭耳。"
郑芝龙的舰队在湄州岛外海域与荷兰舰队相遇，仗着船多人众，郑芝龙的舰队包围了荷兰舰队，但是在战斗中并没有占得便宜，荷兰人在船舷两侧加厚了木板，船只更加坚固，密集的火炮对郑氏舰队构成极大的威胁，在战斗中，郑芝蟒、郑芝鹤的战船被击毁，苦战一天后，郑芝龙的舰队伤亡颇大，暂时退到枫亭港进行休整。
郑芝龙决定采取一种新的战术，针对荷兰战舰的特点，采取一种比较原始的海上作战方案，这个方案是出动七八只小船，以及五十余名精通水性的水手，每人背着两个大药筒，药筒是将竹子锯断，灌入火药，船上还有易燃的油料，船头有一条铁链，准备对荷兰船只实施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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