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盗王直之死：坐小轿子上刑场罪名竟是叛国

　　腊月二十五，还有五天就要过年了，杭州城却突然戒严，十分肃杀。

　　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设了法场。

　　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仅没有惯常死囚那种被严刑拷打后的行走艰难，而且居然还是用小轿子抬到刑场上的。轿子来到了法场，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临刑之前，他希望能与儿子再见一面。衙役们将他的儿子带到面前，父子两人抱头而哭，死囚将一支金簪交给儿子，叹息道：“没想到要死在这里了！”说完伸颈受刃。

　　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净海王”、横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领王直。

　　钢刀横空，碧血四溅，一个时代在这道骇人的刀光中终结——那就是王直已经建立的海洋帝国。

　　诱杀陷阱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王直，还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的背信弃义能力。在复杂的官场斗争面前，胡宗宪只好拿王直作为投名状来洗刷自己……

　　王直人头落地的不远处，总督衙门内，作为抗倭前线的最高领导人，总督胡宗宪很清楚，处决王直只能令“倭患”更为恶化。在王直被监禁的两年内，胡宗宪竭尽全力向中央上书，希望能免王直一死，并放宽海禁，从根本上解决“倭患”。但在残酷的官场斗争中，他的建议很快被政敌们当做把柄。有关他收受了王直巨额贿赂的传言开始可怕地流传，令胡宗宪这位麾下拥有戚继光、俞大猷等良将的统帅，也望而却步。在一个崇尚空谈、尔虞我诈的体制中，一个实干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韬光养晦、夹紧尾巴。

　　令总督胡宗宪畏惧于人言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与这位“海贼王”王直居然是老乡。胡宗宪是绩溪人，王直是歙县人，都属于徽州。这种老乡关系令胡宗宪赢得了王直的信任，得以实现“诱捕”王直的“壮举”，“老乡骗老乡”也依然是“两眼泪汪汪”。

　　嘉靖三十三年（1554），42岁的胡宗宪被任命为浙江巡按监察御史，一个正七品的小干部。而当时，他的老乡王直，已经在东海之上称王两年，自号“净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户港为基地，部众数十万，战船无数，控制三十六岛的“岛夷”，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及“倭寇”的总后台。

　　当时，浙江官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之外，朝廷还派来了工部右侍郎赵文华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背景深，关系硬，他与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关系都不好，工作能力本来就很强的胡宗宪因缘际会，就成了赵文华的亲信。

　　在赵文华的保驾护航下，胡宗宪官符如火，不久就被破格提拔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接替巡抚差使。随后，又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接任总督，从一个中央机关下派的小干部，一跃而为肩负抗倭重担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面对抗倭的僵局，胡宗宪祭出了在山东任职时的“剿抚兼用”手段，在用军事力量进行攻击之外，开始运用“外交”手腕，“攻谋为上，角力为下”。他清晰地认识到，“首倭而作乱者，徽人王直也”，“其余皆鼠辈，毋足虑。”“要须诱而出之，使虎失负隅之势，乃可成擒耳。

　　他派遣了蒋洲、陈可愿两人到日本“宣谕”，向王直传递自己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儿已经从金华的监狱中释放，安置在杭州，生活过得十分不错；王直如果能够回到伟大祖国，则可以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经过两年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率千余名“骁勇之倭”，乘战船来到了岑港（舟山群岛）。

　　经再三的犹豫、尤其是官方答应派出指挥夏正作为人质之后，他决定接受胡宗宪的邀请，上岸谈判，此时已经是十一月。这位“徽王”率两名助手叶宗满、王汝贤离船上岸，受到胡宗宪的热烈欢迎，劲敌兼老乡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俨然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宪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设供帐，备使令，命两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舆，居诸司首，无少逊避，自以为荣。

　　但此时，胡宗宪的政敌、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横插一杠。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坚持下，王直被捕入狱，关押在按察司狱。

　　胡宗宪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抚们与中央特派员之间的矛盾。如今，作为方面大员，他自己也陷于这种权力斗争游戏，只能徒唤无奈。胡宗宪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宪上疏请求皇帝赦免，但“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王本固甚至上书弹劾胡宗宪，而京城已经开始传言，说胡宗宪收了王直集团的高达数十万两白银的巨额贿赂。众口铄金之下，胡宗宪“大惧”，只好附和大多数人的意见。

　　王直虽然入狱，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为王直报仇的名义下，他们开始四处出击。明帝国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监禁王直，并不释放，另一方面则给予其特殊礼遇，形同软禁。

　　如此拖延了两年之久，中央才最后下决心处决王直，罪名却不是海盗，而是“叛国”，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判决书中，指责王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尽管王直并非听命于日本人，而是日本人听命于他。

　　令后人唏嘘的是，王直既不认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认为自己是“叛逆”。他在狱中写了一份《自明疏》,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不仅“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而且，“陈悃报国，以靖边疆，以弭群凶”。除了详细开列自己“为国捍边”的种种事迹之外，还提出应开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复为跋扈”的上策。

　　第一桶金

　　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来”政策下，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朝贡船队，就能获利20万贯左右，这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王直出生年月，但据胡宗宪的幕僚谢顾日后在回忆录中说，王直在下海经商前，曾经问其母亲：“生儿时有异兆否？”其母答道：“生汝之夕，梦大星入怀，傍有峨冠者，诧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听了，欣喜地认为：“天星入怀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将命我以武胜乎？

　　根据谢顾的记载，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

　　徽州之地相当贫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却又十分注重教育，民众多以经商谋生，成为徽商的大本营。

　　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也如同许多老乡一样，南下广东，寻找商机。他们选择了越洋贸易，向日本等国贩运货物，当然，在严厉的海禁之下，这种贸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为，“将带硝黄、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资。”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对日贸易。

　　此时，中日贸易基本停顿。明朝立国后，倭寇肆虐，并大有与反朱元璋势力联合之势。在胡惟庸谋反案中，发现了宁波卫指挥林贤“通倭案”，林贤从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则借进贡巨烛的机会，暗藏兵器。案发后，朱元璋下令断绝了日本朝贡，并由此导致明朝的全面“禁海”。

　　日本当时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统治者被朱元璋册封为“日本国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将军足利义满出兵征服了南朝，于1401年，派使节前往明朝要求册封。期间，明朝发生“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举兵反叛，并夺取政权，改元永乐，这就是明成祖。朱棣随后再度派遣使节东渡日本，册封了足利义满。

　　朱棣册封日本国王后，日本正式纳入明朝的朝贡体系。日本从礼部领取“勘合”凭证，才能前来贸易，史称“勘合贸易”。日本的勘合贸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港，朝贡使团到达后，可以上岸交易，并等候进京许可。进京许可获批后，使团便携带国书、贡物及自己私下携带的货物，在中国官员护送下前往北京，统一入住会同馆。使团的首要任务就是递交国书、呈送贡物、领取赏赐，然后就可以将自己携带的物品出售，不过先必须由中国政府机关挑选收购，余物才可以上市交易。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来”政策下，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朝贡船队，就能获利20万贯左右，这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但是，足利义满死后，接班的儿子足利义持认为朝贡“有辱”日本国体，于永乐六年（1411）停贡，直到20年后（1432年）的宣德八年，足利义持的儿子足利义教即位才恢复。而在这20年间，倭乱反弹，倭寇入侵多达17次，可见中日贸易的重要性。日本争贡

　　两个日本朝贡团在宁波的血腥火拼，令明帝国彻底取缔了日本的勘合贸易，为走私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到了1467年，统治日本的足利将军家，发生了内乱，史称“应仁之乱”，自此，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

　　“应仁之乱”后，大内氏迅速崛起，夺得了明朝正德皇帝新颁发的“勘合符”，而它的对头细川氏则手持老皇帝弘治颁发的旧的“勘合符”。

　　嘉靖二年（1523），这两派都派出了使团向明朝进贡。大内氏派出的使节，名叫宗设谦道。细川氏派出的使节，名叫鸾冈端佐，同时，还有位宁波人宋素卿（朱缟）作为副使。

　　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内氏船队先到宁波，而持过期“勘合符”的细川氏船队晚到3天。令人不解的是，后到的细川氏船队，反而被允许先入港查验，占了先机，大内氏船队的有效“勘合符”反而无效。在市舶司于“嘉宾堂”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双方爆发激烈争吵，而明朝官员却袒护细川氏。

　　宗设谦道的愤怒终于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家伙，当庭攻击细川氏使团。细川氏使节逃出了宴会，宗设谦道随即纵火，焚毁了嘉宾堂，然后赶回港口烧毁了细川的船队。

　　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宁波，宗设谦道居然一路追杀到了绍兴，然后又杀回宁波，沿途追击的明军及无辜百姓不少被杀，宗设等“大肆焚掠，所过地方，莫不骚动，藉使不蚤为之计，宁波几为所屠矣”。最后，宗设谦道在宁波夺船出海，还劫走了被其俘虏的明军指挥使袁琎。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锁拿了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内氏使团中，有一艘船被风吹到了朝鲜海岸，朝鲜将船上的数十人悉数缚送给明帝国。经过几方对质，才发现，祸源在于细川氏使团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贿赂，赖恩枉法，导致这场大风波。

　　这场风波之后5年（1527），根据巡按御史杨彝的建议，明帝国重申对日本朝贡的四项限制，即十年一贡、人百、船三、禁止带用兵器，否则“皆阻回”。大内氏派遣的两次朝贡，都因不符合规定而被阻挡。

　　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只能转而求助于走私渠道。

　　不久后，给事中夏言（后来官居内阁首辅大臣）上奏建议撤销浙江市舶司，朝廷接受，这实际上将中日贸易逐渐逼入地下状态，“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而王直下海经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间走私贸易最为红火的年份，“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