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计划生育”，人们普遍地理解为“少生”、“优生”，甚至有人偏执地认为“只生一个好”就是计划生育。其实，这种理解是有偏颇的。计划生育，是指有计划地生育，是国家政府根据国家的人口情况与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出鼓励多生或少生的相关政策。使人口稳定在一个社会发展可接受的范围内。所以说，所谓计划生育，有可能是鼓励少生，也有可能是鼓励多生。
古代中国大部分时间鼓励多生
古代中国的人口和现在比起来，那是少得不得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人口加起来，也在一千万。和平时期的人口，不管是强大的汉朝还是唐朝，人口也只限于五、六千万之间。宋朝、明朝和清朝，据学者估算，也只是破亿。清朝一度达到两亿。但这个数字与现代中国的十四亿人口比起来，显然是小巫见大巫。
古代为什么人口数量那么少?这是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口，古时一亩地的产量，仅仅几十斤，多了也不会超过几百斤。和现在的粮食产量动辄一千多斤甚至几千斤比起来，显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而且，古时的粮食作物，也不如现在的丰富多彩，更没有暖室大棚。如果人多了，吃饭就是第一大问题。就是人口如此之少，历史上还屡屡记载着饥荒，人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之外，古代还经常发生残酷的战争、瘟疫以及地震、洪灾、旱灾等天灾人祸，使人口急据减少。每次改朝找代，都是人口大幅减少的时候。三国时期中国的人口降到一千万人，和春秋战国时期相当。五胡乱华时期，汉人被屠杀到几近灭族的边缘。元朝灭宋、清朝灭明，都是中国人口的低谷。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能采取鼓励生育政策，让人们多生，以保证人口的快速增长。古人的平均寿命是很短暂的，据统计，夏朝人的平均寿命是18岁，秦代是20岁，东汉是22岁，唐朝27岁，宋朝30岁，清代33岁。当然，这个寿命是有战争、瘟疫、天灾、婴儿死亡率高等因素影响，但也可见古代的生存状况。多生，也是优胜劣汰的需要。
所以我们看到，从先秦到清朝，国家差不多大多数时间，是鼓励生育的，靠急增的人口，恢复国家元气。清朝之前，中国兴旺时期的人口，维持在五千万左右。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人口第一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口号，叫了几千年的。
为了鼓励生育，各朝各代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圣人孔子认为男的16岁、女的14岁就可以结婚生孩子了，“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矣(孔子家语)，这给早婚定了基调。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实行强制早婚政策，严禁黄昏恋、老少恋，“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生育一个男孩子，国家奖两壶好酒，一条狗;生育一个女孩，国家奖励两壶好酒，一头小猪;生育双胞胎，政府安排免费保姆;生育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费奶妈。且国家负责接生，一切免费。汉惠帝时，国家采取经济处罚的方法鼓励早婚多生，“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章帝时，国家颁布《胎养令》，“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并免除丈夫的赋役和人头税，方便照顾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唐朝为了解决穷人结不起婚的问题，颁发《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鼓励富人们赞助穷人结婚。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境界挺高，居然有很多富人响应国家的号召，出资让穷人娶上媳妇;宋朝时“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穷人养育不起孩子，国家级补助;元朝和明朝，则实行给多胎生育家庭补助的国家政策，清朝康熙更进一步，“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帝则“摊丁入亩”，取消千百年来的人头税，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生育欲望。清朝人全国的人口高峰时估算达到两亿。
对人口过多的担忧很早就存在
一方面鼓励多生，一方面一些有识之士则担忧人口过多，会造成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造成人多之祸，出现了许多“计划生育”先驱的古代人物。
如果寻找计划生育的理论根据，最早可追溯到道家鼻祖老子，他主张“小国寡民”，反对人口众多，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唐朝时，中国出现了另一位“计划生育”的先驱人物，他就是诗人王梵志，王梵志在诗中写道，“富儿少男女，穷汉生一群”、“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该诗成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的最早出处。
第三位“计划生育”的先驱人物，是宋朝的史学家马端临，马端临的父亲，是南宋右丞相马廷鸾，但他处的时代不太好，是南宋末年。宋朝灭亡之后，马端临隐居不仕，专心著述，最有名的著作是《文献通考》，该书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等二十四门，在这本书中，马端临认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提出了“少生”、“优生”、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
第四位“计划生育”的先驱人物，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他率先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好的理论，“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食之?”、“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冯梦龙提出的“一对夫妇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跟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高度巧合。不过，他比我们早了几百年时间。
第五位“计划生育”的先驱人物，是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洪亮吉，洪亮吉以户口每30年增加五倍来推算人口的增长规律，认为清朝的人口会在百年内增长5倍到20倍不等，形成人口过剩。洪亮吉以论人口增长过速之害理论成为近代人口学说之先驱。
第六位“计划生育”的先驱人物，是晚清学者汪士铎，汪士铎全家受到太平天国的冲击，两个女儿因此丧命。他在《汪悔翁乙丙日记》中率先提出“晚婚”概念，认为“女子二十五而嫁，男子三十而娶”。在那个早婚早育的年代，这一概念可谓天破天惊。除此之外，汪士铎还提出对育龄妇女，政府要广施“不生育之药”，用以控制人口的增长。这一理论与现代计划生育高度符合，让人怀疑是否穿越。不过，汪士铎也提出了许多“计划生育”的极端观点，他希望政府“驰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家有两女者倍其赋……”，他甚至建议“非富人不可娶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即生子而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有人称汪士铎是中国的“马尔萨斯”，他是深入思考中国人口问题的第一人，但解决办法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第七位“计划生育”的先驱人物，是乾隆皇帝，乾隆大帝虽然延续了许多康熙、雍正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但他却对人口的过度增长提出了深深的疑虑：“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乾隆让各省上报人数增长的原因。但他并未对人口增长出台更进一步的政策。
除以上人物以外，龚自珍、魏源等人对中国之“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也倍感忧虑，不过他们二人提出的减少人口办法是“迁移”，将“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游惰人口迁移出去，如果他们不“自愿”离开，则国家可强制迁移。
避孕方法不发达是古代不能少生的主因
对于古人来说，其实也不是不想避孕。你以为古代的妇女们乐于生育十几个孩子乃至更多的孩子，有一半或更多的孩子夭折吗?不是的。避孕方法不发达，科学落后，是古代妇女不能少生的主要原因。
我们都知道，古代是有节育术的。但这种节育术，对男人和女人都是一种刑罚。男人叫“宫刑”，大史学家司马迁就受了这种刑罚，许多自愿当太监的男人也接受了这种所谓的“手术”;女人叫“幽闭”，许多宫女或嫔妃犯了罪，才会接受这种绝育刑罚。不管是宫刑还是幽闭，都属于被动的刑罚，跟“计划生育”没有一点关系。
还有一种服药的节育措施，古代也是有“避孕药”的，这种“避孕药”叫“青粉”，是一种能要人命的绝育药物，严重影响人的身心健康，一般青楼里的妓女才用这种方法避孕。不过，这种避孕方法，一般是老鸨强迫妓女服用的，为的是避免她们怀孕。许多妓女终身不育乃至失去了生命，就是因为服用了这种不安全的“避孕药”。
当然，古代也有“不伤身”的节育手段，比如汉代后宫有一种“贴肚脐”的偏方，据说在嫔妃的肚脐上贴上这种膏药就不会怀孕;清代皇宫还有一种“点穴”避孕法，皇帝与嫔妃发生性关系后点嫔妃的某个穴位就不会怀孕。不过这种些办法太过神奇，现在也处在“失传”的状态下。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时发明了一种“安全无害”的减少人口方法，清朝人为了减少蒙古人的数量，在蒙古地区大力发展藏传佛教——黄教，蒙古人中很多当了喇嘛，而喇嘛是不结婚的，不结婚就不存在生育这一说了，所以清初的蒙古人口发展到清末，两百多年竟然没有增长。这和现代的靠增加不婚族降低人口数量理论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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